温铁军（4）

1987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五号文件”确定要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的时候，杜润生对温铁军等人说：“你们几个人干不成这个大事业，那就要去调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下乡，深入农民调查研究。如果你们真的能调动成千上万知识分子下乡跟农民结合，我们的事业就成功了。”温铁军说，杜老的这个要求，自己一直贯彻着，前几年动员了200多所高校的学生成立了支农社团，带动的下乡支农学生人数已经超过20万了。其中，几百个学生骨干都在农村基层蹲点超过一年。这样扎根乡村后培养出来的学生，毕业后有很多在当“新农民”，推进乡村创新。

说到吴敬琏，温铁军有一种特别的感恩心理：“20世纪90年代初，一次我有机会跟他谈，谈了三四个小时，他一直默默无语地听，毫无架子，听得很认真，最后给了我非常短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除了农村问题，我对于宏观问题的思考得到了吴老的指点。”为此，每当温铁军在学术研究上有困惑时，他便主动向吴敬琏求教。也正是吴敬琏力主温铁军接手主办《中国改革》杂志。

为文不说民瘼苦，再作诗书也枉然。这些年来，咬准“三农”问题的温铁军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大部分农村，他细心地调查，认真地研究，然后把第一手材料写成文章。我们只要看一看他文章的题目，就知道他的研究成果为什么会令高层领导和国外学者这么关注。他写了《世纪之交的“三农”问题》《“三农”问题的认识误区》《当“三农”遭遇WTO》《半个世纪农村制度的变迁》……这位很少待在研究室里的“研究员”成果多多。这些论著有具体例证、有抽样调查、有确凿数据，因此具有振聋发聩的说服力。温铁军把心贴向百姓，把脚踏在大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文章都是用腿“写”出来的。

随和、亲切，没学者架子，这是周围人对温铁军的印象。尽管多年从事农村政策调研，为政府出谋划策，部分观点被决策层采纳，影响了中国农业政策的走向，但作为一位比较典型的“政府经济学家”，温铁军不乐意说自己是中国高层的智囊人物，更愿意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农村问题的普通调研员或实验者。形成正确决策的唯一途径是广泛的调查研究，聚思广益，而不是少数几个人捏出来的”。在注重实际的调研中，他找到了一种做学问的好方法。不管是与高官脚踏红地毯交谈，还是和农民坐在田埂上闲侃，他都是那么笑容可掬。多年的农村研究给他留下的理念是：“深入基层所得到的感性经验，比书本上那些精确漂亮的理论模型更能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他经历了一个从教科书式的专家到建言献策的参谋，再到躬身实践影响大众从而最终也影响到决策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型。

是的，只有在基层沉下身子，才能获得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刻体悟。经过20多年田间地头的行走，温铁军对于中国农民的想法和处境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正是穿着大裤衩、骑着自行车寂寞地穿行在乡间小路上的多年农村调研经历，给了他今天纵论“三农”问题深厚的底蕴和自信。他那声疾呼“没有农民，谁能活在天地间”，给人醍醐灌顶般的警醒，他那发自肺腑的呐喊，唤起世人将视线重新投向其实一直张目可及的艰辛。

温铁军生活阅历丰富，长期关注民生，为民请愿。因为他肯为农民说话，求告无门而找温铁军解决问题的人很多。他们写信，递条子，或不远千里去北京找温铁军。这些问题不知道温铁军能解决多少，又解决了多少，这毕竟不是振臂一呼那么简单，后者只需要勇气和正义。

“用脚做学问”的温铁军，曾在密执安大学、康奈尔大学、南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著名学府做过访问学者，担任过世界银行、联合国、欧盟等多种国际和区域组织的课题主持人。他通读了大部分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经典著作，熟悉东西方各种流派的经济理论体系。他还先后到过3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和交流，学会用世界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但是，这位可以在国际最高学术论坛上用英语滔滔雄辩的知名学者，却从来不使用那些从国外舶来的时髦概念，不生搬硬套那些抽象玄虚的名词。他“喝洋墨水”为的是多为自己的研究补充营养，从这些参照系中汲取有用的东西。他的着力点依然放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上，要用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做“中国特色”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