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成汉（3）
常璩受其恩师、大成国丞相范长生的举荐，进入李雄建立的李氏朝廷，担任了大成国的史官一职。史官是中国历史上较为特殊的官职，大约从夏朝就有了，其职责主要是负责记录和编撰史书。后来演化为两种职务：一是负责皇帝的起居注，二是负责整理史料和撰写史书。前者随侍皇帝左右，专门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后者在史馆整理史料，专门将前代王朝的历史编撰成史书。《吕氏春秋·先识》就记载了夏桀荒淫无道，太史令终古劝谏无效“乃出奔如商”的故事。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有“作册”“史”“尹”等字，《说文解字》说：“史，记事者也。”史的初义，就是指古代记事之官吏，即史官。据《周礼·春官》记载，周王朝设有五史：一、大史，新王登基，大史要参加册命典礼；二、小史，辅佐大史，掌其小事；三、内史，掌管册命诸侯，传达王命；四、外史，掌管四方之志与三皇五帝之书；五、御史，又名柱下史，掌管图书。春秋时期，设置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等，《礼记·玉藻》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说：“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到了汉朝，汉武帝设置了太史令，以司马谈任其职，司马谈死后，由司马迁继其任。司马迁是汉代著名史官，撰写的《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除了太史令，西汉王朝在宫中还设置有女史，专门记录皇帝起居，故而有《禁中起居注》，东汉王朝也延续了这个制度。到了三国时期，魏明帝设置史官，称为著作郎。常璩担任的史官，其职责也就是整理史料和记录大成国朝廷的政务等。
大成国是李雄建立的流民王朝，实质上也就是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其由来，是从流民大量进入蜀地开始的。西晋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频繁，加之天灾人祸，一些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晋书·食货志》说：“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百姓又为寇贼所杀，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可见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常璩《华阳国志》卷八记述，当时“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因汉中粮食有限，于是大量流民经剑阁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常璩说“益州以蜀郡、广汉、犍为为‘三蜀’。土地沃美”，流民为了就食，所以散布到了“三蜀”各处。
当时流民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为賨人，或称为板楯蛮。据《华阳国志》卷九记载，这些賨人“祖世本巴西宕渠賨民。种党劲勇，俗好鬼巫”，东汉末年才移居汉中和略阳。流民首领李特便是賨人的后裔，兄弟五人“皆锐骁有武干”，“人多归之”。流民入蜀后，同地方官府发生了矛盾。李特兄弟于是联合“六郡豪右”，率领流民，以对抗官府的压迫。《华阳国志》卷八与《晋书·载记》说，益州刺史赵廞曾利用流民武装，企图割据巴蜀，却心怀疑忌，杀死了最有才干的李庠和一些李氏族人，导致李特率部攻入成都，赵廞战败被杀。新任益州刺史罗尚到任后，准备强行遣返流民，并部署军队，“欲杀流人首领，取其资货”，矛盾进一步激化，由此而爆发了长达数年的流民抗晋之战，战火蔓延到了整个巴蜀地区。
李特率领六郡流民起兵抗晋，应是时势所迫和官逼民反的结果，也可以说是西晋末年规模最大的一次流民大起义。晋朝大为恐慌，急忙从荆州调集了数万军队前来镇压。李特不懂兵法，虽然多次打胜仗，却疏于防范，遭到官兵掩袭，在退却途中败死。其弟李流、子李雄率部继续战斗，打败了荆州兵，先后攻占了郫城和成都，后李雄建立了大成国。后来李寿称帝改国号为汉，历史上称之为成汉政权。
李雄称帝后，仿照汉、晋制度设立百官，并不断对外用兵开拓疆土，逐渐占领了梓潼、巴西、巴东、涪陵、汉嘉、越嶲等郡，控制了梁、益、宁三州的大部分地区与南中之地。《晋书·载记》说李雄“虚己爱人，授用皆得其才”，而且“性宽厚，简刑约法”，即使对待仇家也能厚待之，“由是夷夏安之，威震西土”。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也说“李雄，宕渠之厮伍、略阳之黔首耳，起自流隶，（君获）〔获君〕士民，其长人之魄，良有以也”。可见李雄确实很有才干，绝非一般等闲人物。为了巩固政权，李雄将天师道首领范长生拜为丞相尊为国师，以充分利用民间道教的影响来增强凝聚力。李雄还采取了轻徭薄赋、鼓励农耕的政策，并兴文教、立学官，《晋书·载记》说“时海内大乱，而蜀独无事，故归之者相寻”。但成汉政权始终未能改变流民集团性质，“为国无威仪，官无禄秩”，“行军无号令，用兵无部队”。成汉政权内部的争权夺利也一直没有停止过，李雄在位三十年，死后，李班、李期、李寿、李势相继登位，十余年内曾发生多次政变，后来为东晋所灭。
常璩在大成国做史官，这是个没有什么实权的闲职，却使常璩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书籍和史料，对他来说可谓适得其所。蜀地自从西汉文翁办学以来，就有了重视书籍的风气，州郡都比较重视藏书。大成国在成都建立政权，也收集了很多书籍，都交给史官来管理。这对于嗜书好学的常璩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了。常璩幼承家学，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读书与写文章。在治学方面，常璩尤其对史学情有独钟，对西南地区的人文地理、风土人情特别关注。常璩的从祖常宽在史学方面很有造诣，曾撰有《典言》《蜀后志》《后贤传》，续陈寿《耆旧》作《梁益篇》等著述，对常璩的影响比较大。常璩很早就产生了著书立说的念头，与这些都是大有关系的。李雄建立的大成国，虽然疆域有限，并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但蜀地人民逐渐恢复了相对安定的生活。到李雄派遣李寿夺取宁州，招还流民的时候，蜀人在交州、南中、荆湘避乱的，都陆续返回蜀地。此时常璩四十岁左右，刚回归蜀地的常氏族人都来依附他。常璩通过回归的蜀地流民，了解到许多外地的情况，包括南中、交州等地的人文地理故事。常璩博闻强记，长期负责管理大成国的图书史料，搜集了很多关于蜀地的历史、人文、地理、民俗等方面的资料，加上访谈记录和早年实地考察所见，这使他有了相当丰富的资料积累。常璩于是开始写作，撰写了不少著述。任乃强先生经过考证，为常璩列出了生平年表，推测认为常璩在四十岁左右已经撰写了梁、益二州地记及《南中志》，不久改写《梁州记》为《巴汉志》，改写《益州记》为《蜀志》，接着又撰写了《蜀汉书》；五十岁左右改写《三州志》为《华阳国记》。任乃强先生的考证与推测，当然是很有见地的。
常璩撰写的这些著述，记述了巴蜀和南中等地的故事，展现了人文地理的丰富多彩与蜀中文化的厚重。因为常璩是成汉的史官，他的著述自然得到了成汉统治者的重视和赞赏。当时成汉政权为了抗衡东晋，与北方的割据政权常有交流往来，李氏王朝向石虎赠送的礼物有蜀地出产的丝绸，还有蜀地的著述典籍。常璩撰写的书也被抄写传到了北方，开始流传于黄河流域。中原和北方的很多学者都读到了常璩的著述，增加了对巴蜀与南中等地的了解，后来崔鸿撰《十六国春秋》、郦道元注《水经》、刘昭注《后汉书》等，都依据和采用了常璩著述中的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