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仕成汉（4）
李势继位后，常璩官至散骑常侍。散骑常侍是随侍皇帝左右的显职，掌规谏奏事，能参与朝政。这说明常璩获得了提拔与重用，能够经常向皇帝建言献策了。但常璩的主要职责，仍是致力于著书立说。桓温的参军孙盛，就称常璩为“蜀史”。孙盛是和常璩同时代的史学家，曾与桓温一起伐蜀，接受了李势君臣降晋，对常璩应该是比较了解的。
简而言之，常璩在成汉做史官的时候，撰写了《巴汉志》《蜀志》《南中志》等的初稿。常璩后来被桓温任以官职，迁居江左的时候，自然也将这些初稿与旧作都带去了，这为他潜心著书立说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常璩在成汉做史官时，已经写了很多书稿。
桓温伐蜀，常璩劝李势息战投降，归顺晋朝。
常璩是蜀中硕儒，著述传抄，归晋时已颇有名气。
迁居江东之后，却长期赋闲，遭到歧视而备受冷落。
常璩受此激励而发愤著书，专心致志撰写《华阳国志》。
常璩在成汉做史官，在李势继位后做了散骑常侍。李势是成汉末代皇帝，整个形势与李雄建都立国初期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成汉经历了多次内部纷争与手足相残之后，已经日渐衰微，而这时候又面临着东晋的讨伐。
我们知道，西晋王朝自从发生了“八王之乱”，王室内部相互残杀，元气大伤。其后又发生了“永嘉之乱”，塞外众多游牧民族趁乱建立了多个非汉族政权，从而导致了西晋王室的衰落和被迫南迁。
用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自从曹魏统一北方，晋武帝攻灭孙吴统一中国之后，西晋王朝本可以继续秦汉统一之格局，但是司马氏实行的是门阀政体，其政权由少数几个高门巨族的人物掌握。这样的政治格局，加深了社会各个阶级的矛盾和对立，动摇了晋王室的统治基础。晋惠帝末年的“八王之乱”，就是王室内部矛盾的大爆发，也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政治结构所致。其直接的结果，就是造成了严重的内忧外患，北方的游牧民族在“八王之乱”后纷纷举兵南下，导致中原沦陷，继而又建立了许多政权，彼此攻战，致使百姓四处逃难，形成了流民潮，更加剧了社会的动荡。正是由于晋廷的虚弱腐败和民族之间复杂尖锐的矛盾，这个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纷争不断，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中原陷入长期分裂混战的状态。
东晋王朝在江东立足之后，力图收复失地，念念不忘的主要是北伐中原。但北伐与收复失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东晋王朝一直在筹集力量和等待时机。而李雄建立的成汉占据了蜀地，也一直是东晋王朝耿耿于怀的。出兵西征，收复蜀地，灭掉成汉政权，也是东晋王朝的一项重要战略谋划。由于受到当时北方少数民族政权攻晋的牵制，东晋迟迟没有出兵伐蜀，主要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到了李势坐上成汉皇位的时候，东晋出兵的良机终于来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当时的情形说：“蜀之宜伐久矣……至李寿死，李势立，骄淫虐杀，此天亡李氏之日，不待再计而宜兴师者也。”成汉偏安一隅，李势胡作非为，不得人心。一直希望收复蜀地的东晋王朝，不久便开始了对成汉的讨伐。
率军攻蜀的是东晋权臣桓温。桓温是东晋宣城太守桓彝的儿子，是当时有名的贵族官宦子弟。《晋书》卷九十八记述，桓温小的时候就得到了温峤的夸奖，称他将来会成为英雄人物。桓温十八岁时，为父亲报仇，手刃了仇人的三个儿子，可知桓温从小就是个好勇斗狠的厉害角色。
桓温长大后，娶了南康长公主，拜为驸马都尉，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南康长公主司马兴男是东晋明帝司马绍的嫡长女，为皇后庾氏所生。《太平御览》卷一五二记载：“南康宣公主兴男，明帝长女，庾后所生，初封遂安县主，适桓温。”又记载：“桓温尚南康公主。温与庾翼友善，恒相期以宁济之事。翼尝荐温于明帝曰：‘桓温少有雄略，愿陛下勿以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托其弘济艰难。’翼卒。以温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晋书》卷七十三也有记载，庾亮是东晋明帝皇后之兄，庾翼是庾亮的弟弟，都是皇亲国戚，东晋明帝病死后他们都辅佐成帝，庾翼“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婿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有的记载是向东晋明帝推荐，有的记述是向东晋成帝进言，总之是希望朝廷重视桓温。年幼的成帝对舅舅庾翼的举荐当然是言听计从的，对驸马桓温给予了提拔重用。
东晋初期的几位皇帝在位时间都不长，晋元帝司马睿在位六年，晋明帝司马绍在位三年，晋成帝司马衍在位十七年，晋康帝司马岳在位二年，晋穆帝司马聃在位十七年。桓温在晋明帝、晋成帝、晋康帝三朝先是担任了琅邪太守、徐州刺史，后来成了朝中的权臣，到晋穆帝时已被任命为都督荆梁四州诸军事、安西将军、荆州刺史、领护南蛮校尉、假节，可谓权倾朝野了。
桓温在东晋逐步掌权之后，建功立业之心更加强烈，决定出兵攻取巴蜀之地，以此来扩张东晋的势力，同时也进一步建立自己的功勋。当时李势的兵力比较薄弱，而东晋的军队比较强悍善战，桓温雄心勃勃，对形势的判断非常乐观，觉得率兵伐蜀犹如探囊取物，是有绝对把握毋庸置疑的事情。当时晋穆帝司马聃年幼即位，康献太后临朝听政，桓温决计伐蜀，没有人能阻拦，东晋朝廷只能同意他率军西行。但实际上，东晋朝廷认为蜀地险远，桓温远征蜀地，孤军深入，胜负难料，甚以为忧。譬如《世说新语·识鉴》就记述了当时朝臣对桓温伐蜀的担忧与争论：“桓公将伐蜀，在事诸贤咸以李势在蜀既久，承藉累叶，且形据上流，三峡未易可克。唯刘尹云：‘伊必能克蜀。观其蒲博，不必得，则不为。’”尽管朝廷对伐蜀的行动非常担忧，桓温却胸有成竹，于东晋穆帝永和二年（346年），率领数万人的军队，誓师西征，溯江而上，水陆并进，很快就进入了防御薄弱的蜀地。成汉兵少将寡，疏于防范，很多要害之地都没有驻军，给了晋军可乘之机。
桓温的进军很顺利，长驱直入，由长江进入岷江与青衣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到达了彭山一带，在彭模（据史料说在彭山东南十里）这个地方驻扎下来。桓温命令参军周楚、孙盛率兵守护水师辎重，他亲自率领晋军的陆路主力直捣成都。从彭山到成都只有两百里左右，晋军声威雄壮，突然打到了家门口，使得整个成汉朝廷都陷入了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