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居金陵（2）

东晋时期的名士很多，江左有很多来自北方的名流，大都风流潇洒、才华过人，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大书法家王羲之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王羲之字逸少，出身于官宦之家，祖父王正做过晋朝的尚书郎，父亲王旷做过晋朝的淮南太守，叔父王导官至晋朝司徒。王羲之青少年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被称誉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王羲之不仅书法有名，性格也很有特点。史书记载了他的婚姻故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邪！’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王羲之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走上仕途也是很顺利的，先做秘书郎，接着做征西将军庾亮的参军、长史，然后升迁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王羲之自少年时代就享有美誉，他的朋友圈比较大，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推荐他为侍中、吏部尚书，都被他婉拒了。他不愿到朝中任职参政，自称素无廊庙志。后来做了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因为他“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所以到了浙江之后，可谓适得其所。加上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于此，王羲之经常与他们在一起，雅集交往，乐此不疲。其中最有名的一次聚会，是在永和九年（353年）暮春之际，王羲之邀请了诸多文人雅士宴集于会稽山阴的兰亭，饮酒赋诗，玩得非常开心。王羲之亲自书写了《兰亭集序》，文辞与书法都极其漂亮，在后世备受推崇，被赞誉为绝世瑰宝。

王羲之的书法名气很大，交往的名人很多，其中有些是皇亲国戚，譬如晋成帝的两位舅舅庾亮、庾翼也都擅长书法，与王羲之的关系就比较好。庾翼的书法，据说写得比王羲之还好，于是王羲之苦练书法，特别是在行书与草书上，下的功夫很深，这才日益精进，后来居上。王羲之用章草书体，写了封信给庾亮。这封信被庾亮的弟弟庾翼看到后，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大为赞叹，深为敬服，马上写信给王羲之说：“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纸，过江颠狈，遂乃亡失，常叹妙迹永绝。忽见足下答家兄书，焕若神明，顿还旧观。”伯英是东汉书法家张芝的字，张芝擅长章草，被尊称为“草圣”，庾翼在信中将王羲之与张芝相提并论，可见他对王羲之书法造诣的推崇。王羲之对自己的书法也颇为自负，他最佩服的两位前代书法家就是曹魏时的钟繇与东汉的张芝，每自称“我书比钟繇，当抗行；比张芝草，犹当雁行也”。这也说明王羲之的书法，确实不亚于前代的两位大书法家，而有其独特的过人之处。

王羲之的交往非常宽，当时一些有名的文人才子大都是他的朋友。王羲之经常约上一些名士朋友游山玩水、射猎钓鱼为乐，又和道士采药炼丹，遍游江南诸郡名山，还泛舟沧海，总之是玩得很尽兴。

那么王羲之和常璩有没有来往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不妨对此做些探讨。常璩是蜀中学者，很有学问也很有才气，他早年撰写的一些著述已经传抄流传，使他享有了不小的名气。他又是劝谏和促使李势投降归晋的有功之人，为晋朝收复蜀地做出了贡献，按理说是应该进入东晋名士行列的。但他随同李势家族迁居建康之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擢用，甚至可以说是备受冷落，处于一种被彻底闲置和不受重视的状态之中。其实这也不奇怪，因为李势是被灭国后降晋的，随同李势迁居而来的都是俘虏与降臣，遭到冷遇也是很正常的现象。在当时王羲之等名人的朋友圈里，就没有蜀中文人的名字。当时流传后世的，有两部很著名的著述与作品：一是《华阳国志》，二是《兰亭集序》。《华阳国志》是中国地方志的开山之作，《兰亭集序》是脍炙人口的书法作品。这两部同时诞生的传世名作，是东晋时期文人学者中的经典之作，堪称是那个时代文化中的精粹。但令人好奇的是，两位作者又都在江南，在当时怎么会没有交往呢？后来有学者对此曾做过资料方面的梳理与研究。从史料文献上看，确实没有发现常璩与王羲之二人交集的信息。常璩比王羲之大十多岁。两人当时没有交往，当然不是年龄的缘故，也不是常璩不愿和他们交往，主要还是由于江左贵族阶层对蜀中人士有着明显的偏见，也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将成汉降臣放在眼里。

永和九年的这次聚会因为王羲之亲笔书写了《兰亭集序》而名声大噪，成了江左文人雅士们津津乐道的美谈。兰亭聚会，是江左权贵阶层玩的游戏，既是雅集，也是炫耀。从北方南迁到建康的簪缨之家，大都是赫赫有名的晋朝豪族，有的是皇亲国戚，有的担任了重要而显赫的官职，都是东晋的正统士人。这些出身于名门豪族的士人，不仅在朝廷与官场占据了要津，而且经常一起吃喝玩乐，很容易就形成了专属于他们的活动圈子。而来自蜀中的降晋士人，是很难进入他们这个圈子的。也可以说，作为一个败亡政权的官员，与东晋王、谢等簪缨之家有着一条很难逾越的鸿沟。

这是当时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使然，故而常璩迁居江左之后，不被重视，过着闲居无聊的日子。王、谢是豪族，日常的应酬聚会很多，过着热闹而奢华的生活。常璩是被冷落的，长期坐冷板凳，相对寂寞。冷落使人郁闷和不快，但若换个角度思考，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坏事，因为闲居而减少了各种应酬干扰，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未尝不好。犹如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常璩很明智，便充分利用了这段闲居而又相对平静的日子，静下心来，专心致志地整理资料和旧作，开始撰写《华阳国志》，从而使生命获得了升华。

当永和九年王羲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以文会友，饮酒赋诗写就《兰亭集序》时，常璩则在金陵寓所闭门潜心著书。这是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两个不同情景的真实画面。在东晋的星空中，常璩和王羲之是不同轨迹的两颗行星。两人虽然没有交集，却都焕发出了耀眼的光彩，在史册上留下了经典之作和传世佳话。

从史料记载来看，王羲之虽与常璩没有什么交往，但王羲之对蜀地的山水人文还是非常欣赏和深有好感的。王羲之晚年的时候，在他的书法作品中，就多次表达了对蜀地的向往。王羲之的《邛竹杖帖》《成都城池帖》等都写了他对蜀地的畅想。《游目帖》中更是写道：“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但言此，心以驰于彼矣。”永和之际，周抚为蜀郡太守，王羲之与周抚有交往，经常有书信问候。《蜀中名胜记》卷一记载了王羲之《与周益州书》云：“省足下别疏，具彼土山川诸奇。扬雄《蜀都》，左太冲《三都》，殊为不备悉，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可得果，当告卿求迎，少人足耳。至时示意，迟此期真以日为岁，但言此心已驰于彼矣。”可知王羲之是非常想到蜀地游览一番的，他在给周抚的信中就充分表达了这个想法。可是王羲之没有去成，是什么原因呢？据《蜀中名胜记》卷一记述，王羲之云：“吾有七儿，唯一小者未婚，过此便得至彼，得果此缘，一段奇事也。”总之，王羲之对蜀中的名胜充满向往，却未能入蜀一游。人生总会有遗憾，名士也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