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心著述（1）
常璩在蜀中就著书立说，写了很多文稿。
后来常璩做了成汉的散骑常侍，他的著述被誊写之后，曾作为礼品，赠送给了后赵。常璩撰写的著述颇多，其中一些经传抄，为蜀人所重视，并开始在北方流传，引起了文人学者们的关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常璩归晋迁徙金陵之后，还是很想有所作为的。桓温曾将常璩等人称为蜀之良也，授予参军之职，但这却是个职位不高的闲职。常璩入晋后，才发现东晋朝廷重用的都是中原故族，当时的权贵阶层根本没有把成汉降臣放在眼里，骨子里是轻视蜀人的。常璩不被重用，有几个原因。首先是由于东晋的门阀制度。权贵们把持了朝政，重用的都是他们阶层中的人。其次是朝廷对蜀中降臣的提防。桓温伐蜀，李势降晋之后不久，和常璩一起降晋并被任为参军的原成汉官员王誓、邓定等，又起兵反叛，被桓温迅速平定。常璩虽然没有参与叛乱，但很可能因此而受到猜忌，所以没能获得像晋武帝对待谯周、郤正那样的待遇。正如任乃强先生所说的，常璩随同李势迁徙金陵后，由于“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
常璩在著述中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与想法，因为政治上不得志，所以精神十分苦闷，他曾叹息自己：“流离困瘵，方资腐帛于颠墙之下，求余光于灰尘之中。”此时的常璩已老，又备受歧视和冷遇，便不再在仕途中追求进取，而一心专注于史学。常璩从此专心致志地撰写《华阳国志》，以此来展现自己的学问与才华，同时也借此来释放自己的郁闷与不得志。任乃强先生认为，常璩当时撰写《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颃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常璩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著述来宣扬绚丽多彩的巴蜀文化，这也成了激励常璩写作的一种精神动力。
由此可知，常璩发愤著书，花了大力气来撰写《华阳国志》，主要有两个外在因素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一是因为备受冷落，二是为了反抗江左权贵对巴蜀的轻视。当时的东晋王朝，非常讲究门第与家族出身，江左贵族阶层中的一些权贵认为巴蜀地区是荒蛮之地，他们瞧不起来自巴蜀地区的常璩，这使常璩深感压抑，也备受刺激。常璩认为，巴蜀地区人杰地灵，应该让江南人多了解巴蜀文化，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常璩开始撰写《华阳国志》。
从主观方面分析，常璩长期担任成汉的史官，对巴蜀、南中地区的地理历史、人文古迹、风土民俗都非常熟悉，积累和掌握了大量翔实的资料。常璩又非常喜欢写作，进行过多年深入的史学研究，先前已经撰写了一些著作。随同李势家族迁徙到金陵的时候，常璩将以前的旧作也都随身带去了。这些资料与旧作，为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奠定了一个厚实的基础。常璩在金陵闲居，有比较宽裕的时间，他习以为常的写作习惯也促使他动笔。文人学者如果在仕途上不再有奢望与幻想，写作自然也就成了另一种最好的精神追求。常璩当时的情况便正是这样，客观方面的刺激与压抑，加上内心强烈的写作欲望，都促使他下定决心，开始整理旧稿，发愤著书。
常璩原来的一些著述文稿，迁居的时候带到了建康，为他著书立说提供了方便，但有些文稿，必须加以修改，重新叙述。譬如常璩原来写的《蜀汉书》，是以蜀作为正统的，在江左撰写《华阳国志》时，就要以晋为正统了，因而做了较大的修改。首先是改用晋朝皇帝的年号纪年，其次是调整叙述方式与篇章结构。常璩将公孙述与刘二牧的史事（原来为列传）合为一志，将李特、李流的史事（原来为本纪）与益州刺史王濬、赵廞、罗尚等人的史事组合为《大同志》。常璩又将仿照《耆旧传》而撰写的《益部士女总赞》做了增补，分为先贤、后贤两篇，对巴蜀著名人物的德业功名加以颂扬，在其他地理书中也对州郡杰出人士加以表扬，借此标榜蜀中人才济济，以抒发自己在江东备受冷落的郁闷之气。这两卷的内容比较丰富，常璩意犹未尽，又特地撰写了益梁宁三州《士女目录》，来加以张扬和充实。
常璩为了撰写《华阳国志》，在收集资料上也是下了大功夫的。
首先，是对巴蜀史料的汇集与整理。自汉代以来，蜀地的读书治学之风就比较兴盛，蜀人尤其喜好治史与撰写地方志，三国两晋时代撰写地方志的文人学者很多，在常璩之前撰写益州地区地方志的就有二十多家。譬如扬雄、谯周等人撰写了《蜀本纪》（见诸记载的有八家之多），陈寿等人撰写了《益部耆旧传》，郑伯邑等人撰写了《巴蜀耆旧传》，常宽撰写了《蜀后志》，等等。这些前辈的史志著作，其中有许多珍贵史料，都成了常璩的重要参考资料。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对整理与引用这些前辈著述史料就做了如实说明：“巴、蜀厥初开国，载在书籍，或因文纬，或见史记，久远隐没，实多疏略……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阳成子玄、郑伯邑、尹彭城、谯常侍、任给事等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其次圣称贤，仁人志士，言为世范，行为表则者，名注史录。而陈君承祚别为《耆旧》，始汉及魏，焕乎可观。然三州土地，不复悉载。”由此可见常璩对这些史料的重视，但他也发现其中有很多不足，需要参照其他资料来加以充实。
其次，是对文献档案资料的利用。常璩担任李氏成汉政权的史官和散骑常侍，可以直接阅读宫中的藏书与资料，常璩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对相关的文献史料做了整理和引用，正如他在《华阳国志·序志》中所说：“于时汉、晋方隆，官司星列，提封图簿，岁集司空。”可见这些档案资料，为他撰写著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
又其次，是常璩的亲身经历与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他收集的口头传说和所见所闻，也为他提供了很重要的参考。他在《华阳国志》中就记录了很多他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譬如《华阳国志·蜀志》说：“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故世祖谓吴汉曰：‘安军宜在七星间。’”《华阳国志·巴志》说：“长老言，宕渠盖为故賨国，今有賨城、卢城。”这些资料虽然传说的色彩较浓，却很有价值，是了解古代历史与社会状况的重要参考。
再者，是参考先秦以来的史书典籍。常璩博览群书，撰写《华阳国志》时，从《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三国志》等著作中也引用了不少史料。譬如关于古蜀国在先秦时期的历史以及与中原王朝的交流联姻等关系，常璩就参考了《史记》中的《五帝本纪》《秦本纪》《楚世家》《六国年表》等。对于巴国在春秋时期的历史，常璩就参考和综合了《春秋》中的相关记载。对于公孙述、刘焉刘璋父子的割据政权历史，常璩参考了《东观汉记》与《三国志》中的记载，并引用了其中的相关资料。对于蜀汉政权历史，撰写《刘先主传》与《刘后主传》，常璩主要取材于《三国志·蜀书》中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