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国故事（2）
在上面列举的多种说法中，最可信的应该是常璩的记述了。其他诸说，颇为牵强，附会而已。因为大禹治水是从治理岷江开始的，他在江州娶了涂山之女，比较符合实情。常璩虽然对大禹的诞生地说得较为笼统，但是对大禹娶妻生子之地说得非常明确，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来看，常璩的记述确实是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常璩对大禹忙于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事迹的记载，则与《尚书·皋陶谟》《孟子·滕文公上》《史记·夏本纪》等的记载相同，也充分显示了他治学严谨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所以后来很多著述大都沿用了他的说法。如《太平寰宇记》卷一百三十六、嘉庆《四川通志》卷十，都说涂山在巴县，俗称真武山，古代即有禹庙，内有禹王殿、涂后祠，有禹王及涂山氏塑像。嘉庆《四川通志·舆地志》记载此事的时候，特地探讨了关于大禹娶于涂山的几种说法，认为常璩之说才是正确的，其他的说法都是附会。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记载：“涂山，府东八里，岷江南岸，山之址有石中分，名曰龙门，其下有水与江通。古《巴郡志》：山高七里，周围二十里，尾接石洞峡，峡东西约长二里许。刘先主置关于此。山之上禹庙及涂后祠在焉。杜预曰：巴国有涂山，禹娶于涂山是矣。”顾祖禹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显然也是赞同常璩与《四川通志》的说法的，巴县的涂山就是大禹娶妻的地方。近代著名学者蒙文通先生也认为：“禹兴于西羌，娶于涂山（巴县），是很近理的。”由此可见，常璩《华阳国志》中对大禹故里与娶涂山氏传说的记载，在后世已成为一种比较权威的说法。
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记述巴国历史，也特别强调将巴国与中原相衔接，说巴、蜀肇始于人皇之时，“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到大禹治水、重新划分九州的时候，“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又说“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按照常璩的说法，巴国的出现，应该是和古蜀国同时的，而依据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其实是古蜀国创建在前，巴国的创建可能要略晚一点。也就是说，蚕丛可能比廪君略早，鱼凫和廪君可能是同时代的。
关于周武王伐纣的记载，《尚书·牧誓》记述协助周武王伐纣的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这些都是比较大的部族，才有实力出兵参与伐纣，其中有蜀，却未言有巴。《华阳国志·巴志》则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常璩说巴也和蜀一起参加了周武王伐纣的军事行动，也许另有所据，亦可能是一种推测。按照时间推算，这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廪君崛起创建巴国之后，当时巴国与蜀国相邻，也是相当强大的部族和邦国了，派兵协助周武王伐纣，应该是史实。
常璩说的“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反映了当时巴人的尚勇之风，这种尚勇之风在汉代仍有突出表现。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将廪君和武落钟离山五姓称为巴郡南郡蛮，将渝水（今嘉陵江）流域的巴人称为“板楯蛮夷”，又称为“巴郡阆中夷人”，说在秦昭王时“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而闻名于世，又说“世号为板楯蛮夷。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与《华阳国志·巴志》的记述大致相似，称谓略有不同，但史实是一致的。
巴人的习俗与民风，由于族群的不同和地域环境的影响，自古以来形成了一些较为显著的特色。巴人特别喜欢音乐歌舞，增添了生活中的乐趣，古代著名的“下里巴人”与“巴渝舞”就曾广为流传，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下里巴人”是古代巴蜀地区的通俗歌曲，在楚地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大。还有“巴渝舞”，在汉代不仅为宫廷所重视，在民间也很盛行。川东和重庆等地发现的汉代画像，就描绘和刻画了巴人动作劲勇、刚健有力的舞蹈情景，譬如重庆綦江二蹬岩崖墓刻画的巴人舞、璧山出土的汉代石棺上刻画的巴人舞等，就是很好的例证。四川宣汉罗家坝遗址出土有较多的青铜兵器，器型有青铜钺、青铜剑、青铜矛、青铜镞等，也反映了当时巴人的尚勇之风。
巴人天性豁达，不畏险阻，随遇而安，有坚韧随意的性情和吃苦耐劳的品质。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说巴之涪陵等地，“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便反映了巴人的这个特点。自古以来巴地沿江的纤夫、水陆码头的背夫，都以吃苦耐劳而闻名；为了便于同周边进行往来与贸易，巴人还不畏险阻，在巴地周围的崇山峻岭中修筑道路，修建栈道。正如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所记述的，秦陇与巴蜀之间很早就有商贸往来，虽然环境四塞，险阻甚多，交通不便，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便是很好的例证。
常璩还强调了巴与蜀的关系。巴与蜀是古代西南地区的两大部族联盟，由于地域相近，在文化习俗方面有很多相同之处，古人常将巴蜀连称，可见二者关系非同一般。常璩在《华阳国志·巴志》中说，中国按地理可分为九囿，“华阳之壤，梁岷之域，是其一囿，囿中之国则巴、蜀矣”，大禹治水、划分九州的时候，就“命州巴、蜀，以属梁州”，后来大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
巴、蜀往焉”。这些记载说明，巴与蜀在先秦时期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在地理上属于同一区域，在与中原交往等重大事务中通常属于同一战线的同盟国，所以常常一起参加很多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
巴与蜀为盟国，相比较而言，蜀国更为强盛，在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的地位也更为重要。郑樵《通志·氏族略》引盛弘之《荆州记》说“昔蜀王栾君王巴蜀，王见廪君兵强，结好饮宴，以税氏五十人遗巴蜀廪君”。可见这种同盟友好关系由来已久。巴与蜀曾长期和平相处，由于地域相邻，在文化与经济上的往来一直比较密切。如《华阳国志·蜀志》说杜宇教民务农，发展农业，使蜀国的经济变得非常繁荣，当时的巴国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巴亦化其教而力农务，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就是这种密切关系的一个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