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深远（2）

综合以上评论可知，《华阳国志》并非普通的地方志，而是一部特色鲜明的地方通史，更是一部开拓性的著述，综合记载了西南各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人物、地理、交通、科技、民俗等内容，开创了将编年史、地理志、人物传三结合的先例。

常璩《华阳国志》的编纂方法与体例也是以往著作所没有的。譬如较早的《尚书·禹贡》，是全国性的区域志，但内容非常简略，只是记录了地理。汉代以后出现的各种“地记”，或侧重政治，或侧重人物，或侧重地理，都很难见到有反映地方历史全貌的著述。而常璩精心撰写的《华阳国志》，则是将地理、政治、经济、民族、人物等方面的内容综合编纂为一部书，开创了地方志专著的新体例。《华阳国志》的这个显著特点，也可以说是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的一个创举，可谓意义重大，所以《华阳国志》被后世学者称为中国地方志的开山之作，堪称“方志鼻祖”“舆地功臣”。

常璩《华阳国志》在选材内容与编纂结构上也很讲究，具有宗旨明确、层次分明的特色。这也充分显示了常璩在治学上的严谨，对史料的引用和对史实的论述都很有条理，清晰而又独到。宋代学者李即在《重刊华阳国志序》中说：“古者封建五等诸侯，国皆有史以记事。后世罢封建为郡县，然亦必有图志以具述……此晋常璩《华阳国志》之作所以有补于史家者流也。予尝考其书，部分区别，各有条理。其指归有三焉：首述巴、蜀、汉中、南中之风土。次列公孙述、刘二牧、蜀二主之兴废，及晋太康之混一，以迄于特、雄、寿、势之僭窃。继之以两汉以来先后贤人、《梁益宁三州士女总赞》，《序志》终焉。就其三者之间，于一方人物尤致深意。”

有学者认为，后人研究历史，依据的文献与史料主要有两个，一是正史，二是方志。如果说司马迁的《史记》是正史的鼻祖，那么常璩的《华阳国志》则是方志的鼻祖。也可以说，常璩和司马迁分别代表了中国两大史书派别，常璩算是地方志的“领头人”。值得指出的是，以司马迁《史记》为代表的中原正史，对巴蜀地区的历史着墨并不多，尤其是巴蜀上古历史。司马迁之后，巴蜀众多有识之士如司马相如、扬雄、严君平等纷纷补写地方史。可这些著述有的取自传说，神话色彩过重；有的则限于局部地区，很不全面。常璩以修史的方式赞誉西南地区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人物，并将地方历史纳入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了难能可贵的国家观。常璩在书中还弘扬了大一统观念和民本思想，充分显示了其高远的眼界和广博的见识。常璩在东晋门第森严之际，倡导以民为本，呼吁选贤任能，这些都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局限。

总而言之，常璩毕生以著书立说为乐，秉笔直书，敢于创新，至今仍值得我们尊崇。关于常璩《华阳国志》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诚如任乃强先生评价所说：“我国史部书籍，公私图录所具，有几万种。今天人所习知的只几百种。其中正史几十种，人莫不推司马迁《史记》为典型。编年史几十种，莫不推司马光《通鉴》为典型。地方志几百种，莫不推《华阳国志》为典型。就地方史说，自周代列国有史到现在的方志，一万种不止，但几千年来陆续在产生，陆续在淘汰。唯独《华阳国志》这部书，至今人人爱好，广泛流行。”

在常璩的故乡流传有一个传说，常璩的父亲病故前，将家中祖传的铁笔传给了常璩，叮嘱说：用这支铁笔写字，日久之后，就能力透纸背，运笔如神。普通的毛笔是用细竹做的笔杆，而铁笔是用铁做的笔杆，执掌于手中会有沉甸甸的感觉，必须凝神用力才能挥洒自如。常璩父亲的用意，不仅要求常璩坚持用功，能写一手好字，更希望他继承先祖遗风，要著书立说，在学业和文化方面有所建树。常璩继承了祖传铁笔，对父亲的遗愿心领神会。经过少年时期的刻苦求学、青壮年时期的勤奋努力，常璩终于成了一位饱学之士和著述甚丰的史学家。

常璩完成了《华阳国志》之后，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迟暮之年，便写信给女儿和女婿，希望他们前来团聚。女儿女婿接到信后，赶到金陵，陪侍左右。常璩叮嘱了后事，不久便与世长辞。家人护送常璩的灵柩回到蜀中江原故里安葬。崇州现在建有常璩纪念馆并塑有常璩塑像，表达了故乡人民对常璩的敬仰和纪念。

常璩在中国地方志领域取得了杰出成就，堪称一代文豪巨匠。

常璩对巴蜀历史文化的贡献，将永远彪炳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