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3）

以上五条都是属于“隐”的故事。此外还有许多无其名而有其实者，若臧文仲母识文仲被拘，齐人说靖郭君罢城薛，及淳于髡为齐威王请救于赵，等等，不胜枚举。我们试一分析“隐”的性质，不外：

（1）用事物为比喻；

（2）设者与射者的辞原则上须为韵语；

（3）用以讽谏。上引五条除第一条和第四条的第一则外，其余都有比喻，唯第五条则全是“哑谜”，乃属罕见。又第二条的“设辞”无韵，而《韩非子·喻老篇》有之。《喻老篇》：“右司马御，而与王‘隐’曰：‘有鸟止南方之阜，三年不翅，不飞不鸣，嘿然无声，此为何名？’”全用韵语，似较《吕览》《史记》《新序》诸书所记为得其实。至于以“隐”为讽谏的工具，先秦时有此风气。这作用与“三百篇”以诗为讽的意义也相同。刘彦和所谓“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确有此等功效。到后来像东方朔之流只用它来开开玩笑，“谬辞诋戏，无益规补”，那就失掉用“隐”的本意了。〔《汉书·东方朔传》：“舍人恚曰：‘朔擅诋欺天子从官，当弃市！’上问朔：‘何故诋之？’对曰：‘臣非敢诋之，乃与为隐耳。’……舍人不服，因曰：‘臣愿复问朔隐语。’……朔应声辄声辄对，变诈锋出，莫能穷者。”〕由此见来，“隐”的性质无论为体为用，其实都与辞赋相表里。所谓“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的讽谏方法与屈赋惯用“比兴”的作风初无分别。它们简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讽刺文学。所以《汉志》列《隐书》于“杂赋”之末，不是为了这个缘故吗？

所以我说屈赋这种作风，远溯一点，他的来源与古诗有关，与古者诸侯卿大夫相交接，聘问歌咏诗的“微言相感”有关。而关系更密切的莫过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因为从春秋到战国，设“隐”讽谏已经成为风气，尤其在齐、楚两国特别流行；所以屈原文艺的作风直接受其影响是不足怪的。

三、余论

我们试再进一步研究，不但《楚辞》与“隐”有关，而且发现战国时一般的赋乃至其他许多即物寓意、因事托讽的文章几乎无不带有“隐”的意味。例如荀卿的《赋篇》便是这样。试看他的《箴赋》云：

有物于此：生于山阜，处于室堂。无知无巧，善治衣裳；不盗不窃，穿窬而行。日夜离合，以成文章。以能合从，又善连衡。下覆百姓，上饰帝王。功业甚博，不见贤良。时用则存，不用则亡。臣愚不识，敢请之王。王曰：“此夫始生巨，其成功小者邪？长其尾而锐其剽者邪？头铦达而尾赵缭者邪？一往一来，结尾以为事。无羽无翼，反覆甚极。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为父，管以为母。既以缝表，又以连里——夫是之谓箴理。”

《赋篇》中包括五赋，这是最末一首，作风完全相同。看它种种“疑其言以相问”的影射法，来描写关于“箴”的事情，显然是一种隐语了。它通篇除最末一句外，都暗射着针的，都是针的谜面；最后一句才说出答案来，那就是谜底；所以这篇小赋简直是一根针儿的谜语了。在《赋篇》中第三首《云赋》里有云：“君子设辞，请测意之。”设辞测意，这不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是猜谜吗？猜谜说是先秦的“射隐”，汉以后又变为“射覆”。荀卿的时代稍后于屈原，他的赋竟由《楚辞》的“比兴”作风完全变成隐语，这其间的关系可以思过半矣。又按《战国策·楚策》四载有荀子谢春申君一书，书后有赋云：

宝玉隋珠，不知佩兮；祎衣与丝，不知异兮；闾姝子奢，莫之媒兮；嫫母求之，又甚喜之兮。以瞽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惟其同？

这不消说仍是屈赋用“比兴”的作风了。但我们应该注意：荀卿曾经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后来又宦游于楚，春申君以为兰陵令，遂家于兰陵。他与齐楚两国的关系如此之深，所以他的辞赋必然受屈原的影响，同时也受过当时隐语家淳于髡等人的影响是可以断言的。

此外那时还有许多非赋非隐，似赋似隐的文章，例如宋玉《对楚王问》一篇，庄辛说楚襄王一篇，楚人以弋说襄王一篇，都是始则“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终则“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如齐驺忌以琴音说齐威王，淳于髡以饮酒说威王罢长夜之饮，及庄子与赵文王说剑，等等，都是因事托讽，借题发挥，其性质又无乎不同。兹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以示例：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庶民不誉之甚也？”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皇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藩篱之，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于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也，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推而论之，自“风”“骚”的“比兴”作风完成以后，我国文学——尤其是诗，便一直向这条道路迈进。所谓“寄托”，所谓“微辞”，所谓“婉而多讽”，所谓“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者，无不据此为出发点。汉、魏以后诗家有一种主要作风，白乐天生平所兢兢自守，唯恐失之者，也就是这一点。其后咏物的诗，鸟兽草木鱼虫一类的赋之专以物比人者，是属于这一类的；乐府诗中如《子夜》《读曲》等歌专以事物谐声切义的方法为比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纬书中图谶，诸书记及史籍《五行志》中的歌谣，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而事后往往“应验”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甚至后世的骈体文专以典故为象征者，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其在散文，则先秦诸子用之以说理，纵横家用之以说事，乃至后世古文家集中的杂说，小说戏剧的讽刺与嘲骂，往往借着一个故事或一件事物来做根据，以为推论、解释、辩驳、寓意、抒情的助者，莫不与《风》《骚》的“比兴”及战国时滑稽优倡者流所乐道的“隐语”同源而分流，殊途而同归。于此，不但《风》《骚》和“隐语”的关系我们看得极其清楚，就是“比兴”及“隐语”与我国一切文学的关系也是极其清楚的了。然则“比兴”与“隐语”对我国文学的因缘不是够深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