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修明政治的途径

张荫麟

修明政治有两个途径。一是着眼在政治本身，从政治本身下手；一是着眼在政治弊端所依据的其他社会现象，而从这些政治以外的社会现象下手。前者可说是治标的途径，后者可说是治本的途径，当然治标和治本是可以双管齐下的。

先说前者。政治现象的最后因素，不外二者，曰人，曰法。从政治本身去修明政治，就是从用人、立法和执法上去修明政治。从前有人问陆象山，假如一旦以国事相付托，有何办法？象山答道，有，就是八个字：“任贤使能，赏功罚罪。”任贤使能是用人之事，赏功罚罪是立法执法的事。任与使有别，任重而使轻。非贤不可任，能而非贤亦可使。这八个字所代表的四件事，都是政治上的老生常谈。象山的话的新颖处，只在他认为这八个字便尽政治的能事。我们现在可以更补充一句道：从政治本身去修明政治，这八个字的确已尽政治的能事。

“任贤使能，赏功罚罪”，既然是现在我国任何从政的人都会见到，都会说出的，为什么现在我国政治的实践离这八个字还很远呢？

这八个字又可以总括为一个字，曰“公”。任使而公，则所任所使必是贤能。赏罚而公，则所赏者必是有功，而有功必赏，所罚者必是有罪，而有罪必罚。什么是公，把政事本身当作一目的，而不把他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的手段，这便是公。

公的反面是私。任使而私，则赏罚亦随之而不得不私。任使而私，则赏擢无次而罚禁不行，赏擢无次而罚禁不行，则法律制度一切扫地。什么是私，把政事当作达到任何个人目的或满足任何个人欲望的手段，这便是私。儒家所主张的“尊其位，重其禄……以劝亲亲”的家庭主义，便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奖私害公的政治毒药。但儒家所要劝的亲亲似乎还不过只涉宗族。人生的大私，尚莫如男女之事。政治之事假若和男女之事搅在一起，则政治永远没有清明的希望。

有人问：古人也说，“内举不避亲”，难道这句话没有一点真理？答道：有，看在什么时代，处什么地位，在纪纲确立、法度整饬的时代，在下位的人，内举不避亲是应当的。但在一个“匿抱提谌”已经风靡一世的时代，主持气运的人，为树范矫枉计，在用人上岂独应当“避亲”，简直应当“断六亲”，否则“风兴草偃，上行下效”，更加上经典的护符，大家理直气壮地以国事为家事，以家事为国事，政治便不可问了。

私是一念。去私是诚意正心的事。《大学》以诚意正心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就从政治本身去修明政治而论，这有不磨的真理。幸而三纲领、八条目现在已挂在人人的嘴边了。但我们不要忘记王阳明先生的话：“知”而不行，只是不知。

但是，仅只从政治本身去修明政治是不够的。政治不是孤立的社会现象，他是和其他的社会现象相关联，受其他的社会现象所制约的。许多政治的弊病是植根于其他某些社会现象，必待其他某些社会现象改变了，方能彻底消除的。

现在大家所最为蹙额疾首的政治弊病岂不是贪污？我以为中国政治的根本症候，不是贪污，而别有在。这中国政治的根本症候，吾无以名之，强名之曰“政府的瘫痪”。贪污只是这症候的外征之一而已。什么是政治的瘫痪？上层的意志无法贯彻于下层；法令每经一度下行，便打一次折扣，甚则“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一切政治上的兴作和运动有形式而无精神，多耗费而少功效；巨蠹重弊，在上的人知之甚明而不能禁，禁之严而不能绝；这便是政治的瘫痪。

政治的瘫痪，主要的原因是在整个政治机构里，上层人员和下层人员之间，精神上脱节。而这精神上的脱节主要的原因，是上下层之间生活的甘苦差别太大。政治瘫痪的程度与上下生活之甘苦差异的程度及最下一层之苦的程度成正比例。必上下生活一致，才会上下一心。但在我国每一个政府的机关里的人员，都可分为三类。一、老爷之类，二、书办之类，三、差役之类。这三类人，无论在经济上，在社会地位上，在精神价值上，都有天渊之别。抗战以来，因为货币的贬值，书办之类和差役之类在经济地位上的差异几乎泯灭了，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上的差别也几乎泯灭了。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三类约为两类，一是“有”的一类，即老爷之类；一是“无”的一类，即书办和差役之类。无论在物质享受上，在社会地位上，在个人的尊严上，老爷之类有一切而书办和差役之类无一切。老爷天天对书办和差役训话，讲道德，说主义，要他们尽忠，要他们牺牲。然而老爷训话完了，坐汽车回到广厦华堂里，享香港用飞机运来的珍馐，赏洛阳用飞机运来的牡丹。书办和差役，听训完了，回到寒冷的家里，对着衣不暖食不饱的妻孥。这种情形老爷也许不觉，书办和差役是知得清清楚楚的。在这种情形之下，老爷的训话，对如书办和差役岂能不如“东风之逆马耳”？况且在衙门里，在老爷面前，书办和差役根本没有人的尊严，根本不能“堂堂地做个人”。在以上所说的物质和精神的条件之下，他们怎会有一点“敬业”之心，我们不要小视书办和差役之类的人员。他们占整个政治机构里的人员的大多数，他们是整个政治机构的手足和爪牙，他们是政治的干部，未有这类人员不能“敬业”而政治能够修明的。

修明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平均上层政治人员和下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至少大大减少两者间的距离。这有两条路，一是提高下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二是降低上层政治人员的生活水准。前者直接是财政的问题，间接是整个经济机构的问题。后者是上层统治者的人生观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不是从政治本身所能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