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汉军

历史往往会被一些不经意的细节所改变。

马和马镫曾使匈奴成为草原霸主。如今借助马镫，一个植根于农耕文明的民族，竟然打败了一个生活在马上的游牧部落，将强悍的匈奴从黄河之南，一口气驱赶到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

虽然游牧民族习惯于迁移，但面对汉军骑兵的长途奔袭，匈奴仍然处处被动。匈奴牧民不仅只有马，还有大批的牛和羊。特别是牛的移动性差，且路途上需消耗大量的水，因此说，迁移牛群并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

此外，虽然匈奴人的物品不多，但仍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帐篷，要搬运这些物品必须依赖大车，用马和牛来驮运根本不行。无论马车还是牛车，在长途逃亡时都很糟糕，即使路途平坦，车子不出故障，速度也极其迟缓。

汉军每次出塞远征匈奴，都选择在青黄不接的春季。匈奴人的牲畜经过一冬后，都羸弱不堪，怀孕的母畜也行动不便。

汉军的战马因为有长途补给，能够千里奔袭，只要情报准确，匈奴人拖家带口，几乎无处可逃。既然匈奴人是全民皆兵，汉军也对他们不分军民，一旦发现就烧杀抢掠。从攻击匈奴军队到攻击其部落，这是一场典型的无限战争。

以前经常是匈奴骑兵侵入中原劫掠，如今轮到匈奴人频频领教被中原骑兵劫掠的滋味了。如元朔五年春，汉军进袭匈奴，匈奴右贤王负责抵挡卫青所率之汉军主力；此役中，卫青的汉军掳获匈奴部众15000人，以及“畜数百万”。

如果站在游牧者的立场来看，匈奴人在两汉时期的遭遇也极其悲惨。但从中原主流历史的角度来说，对匈奴的战争堪称大汉王朝的奠基礼。马和马镫推动了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的大幅度扩张，也将汉朝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扩散到北亚和中亚。

霍去病的两次征伐与匈奴浑邪王的投降，使中国势力首次进入河西走廊。匈奴人失去了这块水草丰美、冬温夏凉、适宜畜牧的土地，留下“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之哀歌。

由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构成“河西四郡”，是连接汉朝与西方世界的地理走廊。接下来，帝国版图甚至扩张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从而开辟了中国连接西方文明世界的丝绸之路。

汉朝对河西通道的控制，也隔绝了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这两大游牧区的联合，使中原农耕文化成为东亚地区的主导力量。被边缘化的匈奴“闻汉兵莫不畏者，称之为汉儿”。从此以后，这个强大的主流民族被称为“汉族”。

汉军对匈奴的战争，基本是以匈奴模式进行的，即大力发展骑兵，采用匈奴人擅长的长途奔袭、快速机动、声东击西、突然袭击、包围追击等战术，当然也保留了汉人擅长的弩兵和冲击战术。

但总体来说，汉军作为进攻一方，劳师远征，深入草原荒漠，比匈奴的作战成本要高得多，而且每次出征，都要征发超出对手数倍的优势兵力。用晁错的话说，“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在最后一次反击匈奴的漠北之战中，霍去病兵出代郡，长途奔袭两千多里，大破左贤王军，“封狼居胥而还”，斩俘70443人。这场胜利最重要的是后勤保障。

汉军骑兵长途奔袭和迂回行动的背后，有数十万步兵在后方负责保护辎重，跟进和掩护骑兵。

骑兵能够像舰载机一样自由出击，离不开身后坚实可靠的“航空母舰”，这就是步兵大本营的作用。一旦离开这种支持，孤军深入的汉军就像一滴水掉进沙漠，极易全军覆没。李陵就因为后继无援，弹尽粮绝而降。

古代兵家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无论古今，战场成本都是极其高昂的。也就是说，汉朝是用大量资源消耗，来对付匈奴灵活机动的战略。

纵观历史，秦朝和明朝就是因为资源崩溃而覆灭。对汉武帝来说，几十年的战争，国力也是到了最后的极限。

汉匈战争最后变成漫长的消耗战，对战争双方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无疑是一场双重的民族悲剧。

战争不仅会导致大量士兵死亡，也同样会让战马喋血沙场。“马革裹尸”既豪迈，也悲哀。在最后的漠北决战中汉军虽然获胜，但10万出征将士，阵亡者将近一半，而损失的战马更是多达11万匹。

漠北决战后十余年，汉朝再也无力发动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

说起来，汉朝并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了马。对一个编户齐民的帝国来说，总能找到源源不断的士兵参战，但对军马的消耗却无能为力，这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汉武帝对此深感无奈，“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