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易马

虽然朱元璋的个人经历很像“马上皇帝”刘邦，但从很多方面来说，明朝与宋朝具有极其相似的命运。尤其是明后期，来自北方骑马民族的威胁，一直是帝国挥之不去的噩梦。

朱元璋从南方起兵而夺取天下，缺少骑兵简直是先天性的。

洪武二十三年，明朝清点全国兵马数，计官兵1204923人，马仅45080匹，可见军马的缺乏。

与擅长骑射的蒙古军作战，只能依赖步兵固垒。“与虏战失利，敛兵守塞”，“北平口外马悉数不过二万，若逢十万之骑，虽古名将，亦难于野战。所以必欲知己，筭我马数如是。纵有步军，但可夹马以助声势，若欲追北擒寇，则不能矣”。

在实际战争中，步兵的投送能力远远弱于骑兵，明朝不得不收缩防线，陆续放弃了河套和西域等战略要地，“明军自是希出塞矣”。

基于军事压力，明王朝对马是比较重视的，一方面成立了专门的马政机构——太仆寺和苑马寺，太仆寺由兵部直辖；另一方面鼓励民间养马：15丁以下养马1匹，16丁以上养马2匹，每2年交1驹，可免交一半粮草。

明朝疆域相比元朝大为缩小，尤其是自古以来出良马的地区如西域、东北和塞外，都不属于明朝直接管辖。对此，明朝只能通过开设边疆马市来进行交换。因为少数民族离不开中国南方的茶叶，明朝政府推行的茶马贸易卓有成效。

对于强调华夷之别的中原文明来说，“彼得茶而怀向顺，我得马而壮军威”。一匹好马可换120斤茶叶，普通马换70斤，马驹换50斤。明代通过“茶马法”获得不少良马。洪武二十五年，仅河州一地，所交换的马就有一万多匹。“将茶价涌贵，番人受制，而良马亦有不可胜用者矣”。

茶马互市在唐宋时期就有，尤其是南宋时期的“蜀茶博马”。用南方特有的茶叶从牧区换取军马，可以有效地防止银钱外流，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从宋朝开始，茶叶也跟食盐一样，实行官府垄断经营，称为“榷茶”。明朝也沿袭了这一政策。

永乐以后，除茶马交换外，也用布帛绢等物易马。

明朝缺马，军队以步兵为主，而燕王朱棣却拥有大量骑兵，其中还有不少蒙古骑兵。

正因为有这个优势，朱元璋一死，朱棣就发起靖难之役，以武力推翻了南京的中央朝廷，将明朝首都迁至北京，改元永乐。

在永乐年间，明代骑兵达到鼎盛。永乐七年，淇国公邱福率10万精骑北征，结果全军覆没，仅用了半年时间，又重新征发了30万骑兵。

中国历史有一个规律，每个王朝初建时励精图治，历经几代之后，便盛极而衰，权力堕落，民间贫困，内忧外患共同爆发；即使偶有中兴者，亦难以挽回一路衰落的颓势。

对明朝来说，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是一个由盛转衰的拐点。当时，蒙古也先遣使进贡战马，以少充多，太监王振以其有诈，减其马价，遂激起也先大举入寇。王振怂恿皇帝亲征，结果13万明军被同样数量的瓦剌军在土木堡团团包围，最后全军覆没，皇帝朱祁镇被俘。

明朝之所以大败，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明军5万骑兵被也先设伏围歼，剩下的全部是步兵，而瓦剌都是骑兵。最后，数万明军结营自守，也先集劲骑四面冲击，践踏而入，明兵争相逃跑，行阵随之溃乱。

进入嘉靖之后，明朝吏治更加腐败，马政严重荒废；与此同时，帝国军队在边疆地区也是节节败退。

在中国历史上，明朝算是比较幸运的，当时北方游牧民族分裂内斗，一盘散沙，在大多数时候，没有一个统一的草原霸主，唯一的例外是蒙古瓦剌也先。但北京的地理位置，也使其成为饱受游牧力量攻击的脆弱之地，明朝上下始终排除不了这种焦虑。

因为有骑兵之利，蒙古军队行动飘忽不定，明军缺乏骑兵，疲于奔命，只能筑墙修堡，据关死守。秦长城在明代几乎被全部重修了一遍，工程极其浩大。即使这样，仍无法防范蒙古人和女真人长途奔袭，越过长城，进犯京师。

嘉靖四十一年，“开例捐马授职”，即捐马给官府，可授予官职。万历年间，马匹的短缺已经严重影响到“车骑营”的组建。万历六年，检查战兵、车兵、选锋，共少马4000余匹；经多方调配，到万历七年以后，才逐渐补足5000之数。可以想见，连车营所需的马匹都不能满足，更不用谈建立精锐的骑兵部队了。

崇祯初年，袁崇焕组建关宁铁骑，以骑制骑，同样深受无马之苦。用明朝人的话说，“虏所以轻侮中国者，唯恃弓马之强而已”。

没有精锐骑兵，这使得明朝军队面对蒙古和女真等马上民族时，只能采取被动的守势。戚继光抱怨说：“国之大事在戎，兵之驰骋在马。西北原野，以马为命，所赖不亦重乎！”“贼以一人而骑牵三四个马，且马又是经年不骑，喂息膘壮。我马每军一匹，平日差使羸瘦，临时只驮送盔甲与军之本身也不能。”“虏以马驰逐，我亦马应之。虏皆二三其马，且骠壮而惯习之，我军一马，又皆羸弱，是马之算弗如虏也。虏以马冲，我以步应之，挑濠则为自守计，非却虏也。若出步战，必不能当群马之冲突。”

明朝名将辈出，但大都命运多舛，甚至不得善终。在北方战争中，明军的战略几乎都是以车制骑，即所谓“以车为正，以骑为奇”，这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