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八旗

历史看多了，就没有新意，虽然换了时间和人物，但事件本身却是重复的，甚至发生在相似的地点和背景下。

从地理历史来说，中国古代的历史大势，始终是两种异质文化之间进行的长期互动，即游牧与农耕、草原与中原；或者说简单一点，是马与牛。这种互动是周期性的。

对此，一位专门研究蒙古史的历史学家说：

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宋朝大多数时间是与金朝交战，最后胜利的却是蒙古人；明朝在大多数时期是与蒙古人交战，最后却是女真人笑到了最后。明朝重新上演了宋朝的悲剧，没有马的步兵又被有马的八旗骑兵所打败。

是死亡。

在宋朝之前，唐朝是中国疆域最大的时期，只是这个时期仅仅维持了很短的时间，随着安史之乱便分崩离析了。

人们对宋朝中国存在一种普遍的看法，就是将宋视为主体，辽金等则被当作“他者”；如果抛开这种观点，从更大的视野和更长的时段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列国时代，或者说类似南北朝那样的分裂时代。

尤其是到了元朝时，“中华”的框架突然一下子扩大了，原先作为辽、金、西夏、大理、吐蕃的“他者”也都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唐以前所没有的。

与传统的纯汉族王朝相比，这种非汉族征服王朝打破了古老的“夷夏之辨”，从制度上更加包容与多元，从而将更多的边疆民族纳入统治。正是这样一个崭新的建国框架，才将中国领上了通往“多民族之巨大中国”的道路。

在明朝复辟之后，清朝将这一“中国模式”进一步发扬光大，最后成就了今天的中国。

在农耕民族看来，游牧民族是落后的，但就国家构建而言，游牧国家更加多元和开放。相反，农耕国家反倒因为宗族观念的束缚，容易走向内向和封闭。

创建清朝的满族人生活在森林地带，他们从一开始就接纳了游牧、农耕和渔猎等不同文化，形成一个多民族的军事政治体。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种多民族的国家共同体为现代中国提供了一种文化铺垫。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许倬云先生将中国历史比作一条河流，在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吸纳多方，汇集为浩荡洪流，奔向全球化的海洋。在《万古江河》中，许先生将中国历史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秦汉之前为“中国的中国”；秦汉到隋唐是“东亚的中国”；宋元明三代则为“亚洲的中国”；从明末到清，是“世界的中国”。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中国融入整个人类世界的历史。

从制度上，清代的皇权官僚体系看似与秦始皇创立的“秦制”毫无二致，但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天下”，也不再是天下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从西方的视角来看，处于世界的边缘地带。

中国传统历史叙事中，清朝仍被看作与以前周、秦、汉、唐、宋、元、明类似的改朝换代，虽然它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但西方汉学家从全球史的角度，表示了不同的观点，这就是颇有争议的“新清史”。

这实际上体现了从时间的纵向与地理的横向上不同的视角。

清朝建立之时，正值西方帝国主义依仗武力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殖民和扩张。满族人以极少的人口征服和统治了一个巨大的东亚帝国；从人口、疆域、民族和治理手段来说，清朝都远远超出了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朝代，尤其是明朝。欧美学者更喜欢将“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沙皇俄国相提并论——

大清帝国在性质上与之前各代相继的汉人或异族王朝有所不同。作为标准的近代早期欧亚大陆形态之多民族普世帝国，其在扩展“中国”的地理范围，将如蒙古、女真、西藏、内亚穆斯林与其他非汉民族，整合成一种新形态、超越性的政治体上，取得惊人的成功。

满族人入关之前，通过征服蒙古族获得了大量战马。满族人入主中原后，为了维持统治，与元朝一样，对汉人实行严厉的禁马政策，不仅禁止汉人养马，还严厉禁止汉人骑马。同时，为了保持骑射传统，甚至不惜迟滞火器的革新。

自古以来，蒙古高原就是中原王朝的最大威胁，到清朝时，这一威胁逐渐化解。

对于擅长骑射的蒙古族人，清朝给予很高的官职和薪俸，并用满蒙通婚加以笼络。但这并不是说没有防范，蒙古族人在清朝失去游牧的自由，只能在固定的牧场生活，而且未经允许不得入关。

从康熙到雍正和乾隆，实行以蒙制蒙，一些大部落被拆分成小部落，许多反叛的蒙古族部落都遭到严厉打击，准噶尔部甚至被屠杀灭族。后来的蒙古族贵族基本都很顺服，或者沉迷于宗教，或成为维护清朝统治的马前卒。

如果说在清前期，草原仍有一定的威胁，那么到了清后期，最大的威胁已经不是来自草原，而是来自海上。

咸丰十年，在北京郊外的八里桥，蒙古族铁帽子王僧格林沁率领最后的八旗骑兵，对英法联军展开了一场伏击战。这是一场热兵器与冷兵器的对决，以骑射闻名天下的八旗军遭到了工业时代枪炮的无情绞杀。

一名法国军官在日记中描述当时的战况：

正当英军在左翼展开的时候，我们很迅速地冲向右侧。运动刚刚结束，从四面八方正对着我们就出现了无数用长矛和弓箭武装起来的骑兵，又整齐又迅速地向前冲来……

鞑靼骑兵的人数每时每刻都在不断地增加，很快我们整个战线都遭到迂回和包抄。一时我们都认为已经被密云一般的骑兵团团围住了，他们的人数真是多得吓人。科林诺将军很快地部署好了他的炮兵，大炮发射出去的许多炮弹在敌人骑兵中引起了混乱……

每颗子弹打出去，总有某个骑兵落马，一匹战马腾空而起，然后再负伤跌倒在地。然而这一片密集如云的骑兵队伍却仍然声色不动地向前跑来……

进入晚清，吏治腐败，马政糜烂，军马奇缺，尤其是南方。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军因为没有马来运送大炮，致使镇压失败，清朝随后覆灭。

至此，马对中国长达千年的诅咒，终于被画上一个轻描淡写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