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的没落

植物离不开土地，动物离不开植物。人类社会也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食物链。从这个角度看，士和贵族本身都是古代封建制度的产物。

傅筑夫先生指出，西周是典型的封建制度，而战国以后变为“变态封建制度”。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就在于，典型的封建制度很早就被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破坏，其后造成了一种变态的封建社会。

无论中西，在古代社会中，士必须依赖贵族和农民的供养，一旦封建制度崩溃，士就流离失所，只能沦为“门客”或“食客”，出卖自己的智力和武力。

许倬云先生通过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统计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在春秋时期，出身微贱者只占26，而在战国时期，这一比例达到了55；也就是说，平民出身的士人增长了一倍。

在封建制度下，士以忠义为荣，“为人臣者，主丑忘身，国丑忘家，公丑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

鬻拳强谏惧威刑，

退省怀惭不顾生。

双刖忍行留痛恨，

惟君适足见忠诚。

鬻拳是楚文王的臣。楚文王在息侯的配合下擒获了蔡侯，准备将其烹杀，鬻拳劝谏。楚文王不听，鬻拳遂以兵器相加，文王恐惧，只好放了蔡侯。事后鬻拳自刖其足。楚文王敬佩其忠贞，让他做了大阍，管理城门，并尊称“大伯”。数年后，巴人攻楚，楚文王出战大败。守门之吏鬻拳见楚王败回，闭门不纳。楚文王无奈，率军伐黄，凯旋途中病亡。鬻拳闻讯，亦自杀而死。

在《左传》的记载中，鬻拳并不是孤例，像他这样的忠勇之士灿若群星。

晋灵公残虐不君，对佐政大夫赵盾的苦谏充耳不闻，反而派遣力士麑去刺杀赵盾。天还没亮，麑就潜入赵宅，发现赵盾已经大开房门，一身盛装准备上朝；因为时间还早，正闭目养神。赵盾的勤勉和恭敬让麑大为感动，不禁感叹：“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麑遂碰死在一棵槐树下。

像豫让、鬻拳和麑这样的君子，绝不是粗暴无知的匹夫武士，他们深明大义，文武兼备，甚至擅长赋诗和外交辞令，远非后世聂政、荆轲那样单纯依靠武力的刺客可比。

“封建”，顾名思义是封地自建。在三代上古时代，受交通等技术水平的限制，天子能够实际控制的区域非常有限，多数土地都是由当地大氏族或者是天子身边的有功之臣实际控制，天子则通过“分封”，赋予这种实际控制以“合法性”，换来的则是封地诸侯名义上的臣服。诸侯们除了象征性地向天子进贡，在自己的封地内拥有经济、司法外交、军事的绝对主权。

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终结。从“既封且建”，发展到“封而不建”，土地和附属权力逐渐分离，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皇帝控制的朝廷来管理。

武士本是“封建”制度的产儿，一旦“封建”制度不存在，武士阶层也就失去了其社会基础和政治合法性。顾炎武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

“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秦始皇终结了中国的“封建时代”，也为中国古代的士打上了第一根镣铐，士从此逐渐走向穷途末路。

秦汉以降，儒家正统思想对战争是极其鄙夷的，并因此获得了一种道德基础，中国思想从此打下了轻武的烙印。“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宋代以降，理学倡言“主静”和“守雌”，儒家六艺仅剩下一个“书”。从宋儒讲明性理之学以来，士的地位越高，名气越重，而这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与现实距离越远。

当士沦为精神的阉者，历史就成为一个放大的禁宫，精英群体在精神上被集体去势，只能望眼欲穿地等待权力的临幸。晚清时代，中国内忧外患，士大夫们大多泥古守旧，沉迷于鸦片情色，清朝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直言：“士者，国之蠹也。”

特别是太平天国以后，来自民间的湘军和淮军几乎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军队，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精英领袖虽深知世界文明之大势，却跳不出“忠君”的主奴思想，任由国家糜烂。

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来撑持文化的良心。经过元、明、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