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对日本来说，从1192年源赖朝开创的镰仓幕府统治时代算起，直到1868年江户幕府最后一位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为止，有长达7个世纪之久的日本武士时代。

历史是承上启下的，这段漫长的“中世纪”，孕育了一个近代化的日本。

从政治上，日本国家政权从宫廷贵族手中转移到地方武士集团的手中；在经济上，贵族庄园经济走向封建领主经济；在文化思想上，贵族控制的宗教文化走进民间，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发生大转变。

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现代化的“建筑师”。早期的穷武士生活，对福泽谕吉性格的形成很有帮助。

福泽谕吉有过非同寻常的身体训练，例如舂米、伐木，而出身低下的地位，也使他养成了自给自足的精神。他虽然贫穷但内心孤傲，让自己成为一个讲求实效、多才多艺的工匠，一个日本版的富兰克林。这对他后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非常有用。

相对于同一时期整个东亚儒家文化，可以说武士道和武士制度为后来的明治维新奠定了基础。

在西方历史学家看来，在很多方面，日本都不同于中国。首先，他们习惯于从外部世界把东西借用过来，他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其次，1868年的明治维新期间，过去曾经享有特权的武士阶层认识到，他们应当向西方学习，应当废除特权。而在19世纪的中国，如果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官僚阶层将会失去很多，而所获有限。因此，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没有选择日本武士阶层所选择的道路。

在这场古今之变中，坂本龙马堪称传奇。他以日本西南部土佐地方的一个下等武士，却独身促成“萨长联盟”，一致倒幕；他提出大政奉还、船中八策，确立了现代日本国家政体；并以和平方式终结德川幕府三百年专制，开启明治维新大幕。

“二战”时期，美国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花与刀”来典型地概括日本的国民性。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倭刀则象征日本武士文化。如同欧洲骑士忠于教会，日本武士则忠于天皇。

日本的武士刀堪称冷兵器时代的完美武器。它用上等钢料，经过反复加热、折叠、锻打而成，就像揉面一样，一层变两层，两层变四层，四层变八层，折叠15次，就会达到不可思议的32000多层。经过这样反复折叠、捶打，最终可以锻造出一把既像斧子一样结实，又像刀片一般锋利的武士刀。

武士刀从形制上受中国汉代环首刀和唐代横刀的影响，它既像剑又像刀，单面开刃像刀，细长灵巧像剑。

关于武士刀，有一套内容博大并被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学问，谓之“剑道”。对日本武士来说，凶狠凌厉的武士刀不仅是他的武器，也是他作为“高贵的武士”的身份象征，这比欧洲骑士的马更高一层，刀甚至是武士的灵魂所在。

武士依赖于贵族领主，如果领主破产，武士就失去生活来源和身份归属，沦落为无主的“浪人”。有的武士贫困潦倒，甚至卖掉武士刀，这是极其可耻的事情。小林正树的电影《切腹》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悲剧。

在传统年代，日本武士既是职业军人，也是行政管理者。他们不仅武艺高强，而且精通东方文化中的儒学、禅学、茶道和棋道。

1615年的德川幕府《武家诸法度》中说：“左文右武，古之法也，不可不兼备矣。”因此，不仅是武士，即使日本“读书人”，也常常身佩双剑，将武士与儒者合二为一，所谓人剑一体，剑禅合一。

“生不可喜，死不可悲”，与西方的骑士相比，日本武士更加勇敢，甚至残忍，而少了些浪漫，“当死之时，必敢于死；当征讨时，必敢于征讨”。武士道对生命的理解，体现为“樱花凋零”般灿烂的向死而生。

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对武士道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切腹自杀。按新渡户稻造的解释，这不单纯是一种自杀的方式——

它是法律上和礼法上的制度。作为中世纪的发明，它是武士用以抵罪、悔过、免耻、赎友，或者证明自己忠实的方法。它在被命令作为法律上的刑罚时，竟用庄严的仪式来执行。那是经过洗练的自杀，没有感情上的极端的冷静和态度上的沉着，任何人也不能实行。

武士道崇尚义、勇、仁、礼、诚、名誉、忠义，这与骑士精神极其相似。用本尼迪克特的说法，如果欧洲骑士精神是“罪恶感文化”的话，那么日本武士道则是“耻辱感文化”。

武士道的训练包括剑道、柔道、马术、枪术、兵法、书法、伦理、文学和历史。武士精神不是功利的，它甚至以贫困为荣。从这些特征来说，武士和武士道完全是一种典型的中世纪文化。

随着火器时代的来临，日本武士与欧洲骑士殊途同归，一起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指出骑士道的死亡时间是困难的，正如决定其开始的准确时间是困难的一样。米勒博士说，骑士道是因法国的亨利二世在比武中被杀的1559年而被正式废除的。在我国，1870年的废藩置县的诏令就是敲响武士道的丧钟的信号。在此5年后发布了废刀令，便喧嚣地送走了作为“无偿地获得一生恩宠、低廉的国防、男子汉的情操和英雄事业的保姆”的旧时代，喧嚣地迎来了“诡辩家、经济学家、谋略家”的新时代。

武士文化与欧洲的骑士文化之所以相似，源自二者的背后都是贵族统治封建社会，这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有着极大不同。

社会学家涂尔干将日本的现代化看作欧洲历史的另一个版本，日本的演变，在很多方面印证了欧洲的社会演变。

近代以来，日本之所以能够率先实现现代化，以至于“脱亚入欧”，这与其武士文化的历史影响是密不可分的，日本的力量建立在封建的忠诚、骑士的荣誉与现代技术的结合上。

明治维新时，日本政府颁布“废刀令”，禁止除军人和警察外的普通公民佩带武士刀。但接下来，对武士道进行的“和魂洋才”式改造，使其成为帝国军人的精神支柱。在一种全民皆兵的兵役制下，武士道便顺理成章地转变为全体国民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对日本历史的近代走向具有不可估量的决定意义。

从倒幕运动到明治维新时期，一批野心勃勃的武士，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大隈重信、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通过控制军队成为控制日本的“寡头”。

西乡隆盛出身于武士家庭，他一方面致力于创建一支现代化军队，同时又十分留恋传统的武士生活。

1877年，西乡隆盛和他的武士被一支由农民组成、但装备了步枪和火炮的现代化军队击败。西乡隆盛选择了切腹自杀。死去是西乡隆盛成为日本历史中一个抹不去的“符号”，他代表了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纠结与矛盾，一切并不是“脱亚入欧”那么简单。

打败西乡隆盛的是山县有朋，他将日本陆军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凌驾于政府之上。山县有朋一死，失控的军队将日本带上了战争的不归路。

在战争末期，日军发起自杀式袭击的“神风特攻队”以及“玉碎计划”，都带有强烈的武士道精神。

从英勇尚武的武士道到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原来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