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独轮车

对农耕文化过度成熟的中原政权来说，马匹一直处于紧缺状态。尤其是一些南方地区，马少，养马成本高，人们对马充满一种特殊的钟爱。长期以来，马一般只是用作代步工具，极少投入运输行业，更不用说被用于生产或农耕领域。

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的陆路运输工具基本以牛车、牲畜驮运，乃至人负为主。

牛车通常都是两轱辘一轴两辕的拉车，车轮高大，直径约1.5 米，轮毂和辐条均为木制，行驶起来极为缓慢，几乎从秦汉以后就没有多少改进。

除了马车和牛车，古代中国的畜力车还用驴、骡作动力。

早期的中原地区没有驴，更没有骡。大约在商汤时代，驴从边疆引入中原，但那只是献给帝王将相的，被当作珍贵异兽来玩赏。汉灵帝非常荒唐，常常在皇宫里练习御车，用的不是马，而是四匹白驴，引得贵族们竞相效仿。马多驴少，以至驴比马都贵。范晔在《后汉书》中批评说：“夫驴乃服重致远，上下山谷，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骖服之乎！迟钝之畜，而今贵之。天意若曰：国且大乱，贤愚倒植，凡执政者皆如驴也。”

唐朝时期，驴子和骡子得到广泛流布，连偏远的贵州都有了驴。柳宗元就说“黔无驴，好事者船载以入”。

骡子是生物能源时代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体格大于驴，虽速度不如马，但骡子脾气温顺，食量小而耐力强，因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很长的历史期间中，骡子都是除人力外驱动中国轮子的主要动力来源。特别是明清时期，骡车几乎成为仅存的轮子车形式。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中国农耕经济的早熟而发达，导致人口严重过剩，人力资源要远远大于畜力资源，因此人力车的使用非常广泛。

人力成本低，这成为中国2000年重农经济社会典型的现象。

独轮车堪称人力车的代表。这种车子只有一个轮子，行驶过程中，要时刻注意维持平衡，一般役使动物很难做到，只有人类才有这种技能。

值得玩味的是，独轮车似乎只有中国才有。西方人发明的自行车虽然也依靠人力驱动，但它有两个轮子。一只经过训练的狗熊就会骑自行车，但它不一定能掌握独轮车的技巧。

早在汉魏时期，就出现了用人力推挽的独轮车，货架安设在车轮的两侧，用以载货，也可乘人。据说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就是这种独轮车，它只有一个轮子着地，便于通过羊肠小道，可“载一岁之粮”。

这种独轮车可以说是中国最具原创精神的轮子工具，使用也最为广泛。

利玛窦神父刚到中国时，就是乘坐这种独轮车从镇江到苏州的。他在日记中描述说，这是“一种建造在独轮上的车，一个人两脚分开，跨坐在中间，好像骑马一样，也可以两人分坐在两边”。

据说在挖掘秦始皇兵马俑时，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道车辙。因为不是一般常见的双车辙，专家推测，在修建秦陵时，也就是秦汉时期，就已经有了独轮车。

在古代史书上，有一种“鹿车”，它并不是由鹿拉的车，其实就是靠人力推挽的独轮车。

鹿车从南北朝时开始普及，《晋书》里面就记载，“竹林七贤”的刘伶淡泊名利，经常乘坐鹿车，带着一壶酒，后面跟着一个人，扛着锄头。刘伶对他说：我死在哪里，你就把我埋在哪里。

独轮车以一人之力，所行不过百里，载重也极其有限，但在缺乏役使家畜的情况下，手推车仍比挑担背篓轻松省力得多，尤其是在平原地带，对普通小农人家来说，用途非常广。

在战争年代，独轮车也是发动群众承担后勤供应的理想工具。

大业七年，隋炀帝伐高丽，发动民间鹿车上万乘，“鹿车夫六十余万，二人共推米三石，道途险远”。这种场景在中国历史上一次次上演，近代的“闯关东”也是如此。

直到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以少胜多，打败国民党军，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独轮车打败了飞机和汽车。当时，一个解放军后面有3到9名民工支持，500多万民工承担了近10亿斤的粮草供应，所使用的88万车辆中，主要是独轮车。

中国独轮车可能也是唯一的借用了风力的陆行车辆。

在西方世界将轮子技术广泛地应用于风车时，中国人早就将风力应用于古老的独轮车，给车子加上了一个小小的风帆。

梁元帝于《金楼子》一书中记载：“高苍梧叔能为风车，可载三十人，日行数百里。”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失乐园》中无限诗意地写道：“在丝绸之国，中国人驾着藤车扬帆远行。”

18世纪晚期，曾供职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布兰姆多次在中国游历，他对中国的传统技术尤其感兴趣，甚至专门收集了一些实物，如独轮车之类，不惜重金运到美国。

在他的旅行日记里，关于中国独轮车这样记述：

轮子在整个车身中所占的比例很大。……被固定在一个宽四五英寸的支架上。……另外，轮子的直径至少有三英寸，轮辐很短而且多，因此外轮很宽；轮子的外沿不像其他普通轮子那样是平的，而是往外突出的。

布兰姆“坚信这种中国式的轮子是最适合泥土地的”。

布兰姆对独轮车的“独特性”和“简洁性”非常赞叹，“轮子被放在整个负重的中心位置，因此整个的重量都在轴上，车夫并不需要负荷任何重量，而只需把它往前推并使车子保持平衡即可”。

实际上，推着一辆重负的独轮车前行并保持平衡并非易事，因为在古代并没有现在随处可见的柏油马路。乡间道路总是坑坑洼洼、崎岖不平的，遇到上坡时，推车人会非常吃力，到了下坡，要想刹住车也非易事。

但即使如此，在平原地带，还有更加高难度的独轮“帆车”。

布兰姆就在山东见到了这种“帆车”——今天我大吃一惊，我看到了一整队像船似的手推车，全都一样大小。我完全有理由称它们为船队，因为它们都带着帆，有一个小巧的桅杆，紧插在车前部的一个小孔或者桅座里。有一个帆连在这个桅杆上，帆是用席子或帆布做的，有五六英尺高，三四英尺宽，像是中国的船一样，有缩帆的绳索，有绞盘和拉绳。拉绳连在车把上，以便驾车者操纵。

上古之时，人烟稀少，漫游在森林和草原的原始人类是贫穷的，但也是自由的，所谓“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早期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使人类与许多动物一样，保持着迁徙性。

农业出现以后，人类开始了定居生活，鸡犬之声相闻。农业革命产生了财富，财富的获得方式从原先的采集变为生产。伴随着生产的扩大，形成大量的剩余，这时就出现了社会分工，分工进一步使物质丰富，财富转移因此产生。

财富转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商品交换，一种是暴力掠夺。因此，国家应运而生——

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

从人类走出蒙昧时代开始，贸易与掠夺，这两种财富转移方式一直交错出现，延绵至今。财富的发展史也是“国家”的成长史，从氏族、部落、联盟、城邦、封建再到帝国，最后是现代的国家。

如果将中国历史做个简单的类比，传说中的女娲，就是母系氏族社会时代；伏羲是父系氏族社会时代；炎黄是部落时代；尧舜禹是联盟时代；夏商是城邦时代；周以及春秋战国是封建时代；秦汉以后到清代，则进入帝国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