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诞生
民主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春秋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民主意识——
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终结,意味着中国历史从列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
在一个权力体制下,秩序压倒一切。“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如果说封建体制下,人们尚有选择的自由,在帝国时代,禁锢成为常态。按照商鞅的说法,“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在商鞅之前,由余以“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为边远落后的秦国设计了一种帝国体制,把帝国的几百万人民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地使用的身体。接下来,商鞅以农战主义把所有秦人整合成帝国的工具。所谓“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暴秦任意驱使士兵,像奴役奴隶一样对待民众,“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 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自秦汉以后,虽然儒家思想冠冕堂皇,但帝国的秘密实际在于法家。在法家看来,民众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在《四库全书》中,有一篇法家邓析的文章《无厚篇》,形象地解释了皇帝、官吏与民众的关系——
君主就是车,百官就好比马,民众就是马车的轮子,而权力就是驱赶官吏的鞭子。能按照君主的旨意办事,这样的官吏就是好马,在鞭子的指挥下,可以让轮子快速地转动。如果君主驾驭不好官僚集团,就有马逃、轮飞、鞭断、车翻的危险。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即使不是权力垄断者,也至少是权力最大者。“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无论“寡人”还是“独夫”,都是对独裁者的不同称呼。司马迁记录了一句时人对秦始皇的印象:“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如果说帝国统治者是一只巨大的毒蜘蛛,那么帝国道路就是庞大的蛛网。鲍鹏山形容说:“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枢纽,如同盘踞在蛛网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点轻微的信息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
从秦始皇开始,帝国依靠完善的官吏体系,形成一种成熟、严密而残酷的财富掠夺模式。这种长期的掠夺必须依赖稳定的统治,因此道路与轮子相结合,就成为帝国存在的重要基础。
在进入轮子时代前,帝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星罗棋布的部落和城邦。灭六国实际上是秦国对最后的封建城邦制度的一次彻底摧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轮子是帝国的重要前提,帝国的统治实际也是轮子的统治。奴役民众如同奴役牛马,“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
罗素总结说,帝国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与人之间,除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外,很难有另外的关系能把他们联合在一个社会之内。”帝国是一种空间产物,从传播学的角度,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一种技术必然会推动一种制度。帝国是人类在政治初级阶段的无奈选择,因为轮子诞生了,所以地球上出现了更多的道路,道路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奴役者与被奴役者连接了起来。
城墙是道路的反义词。
城墙与道路都是帝国的象征,但长城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无论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英国的哈德良长城。
长城是中国“大一统”的象征,“统”即“统治”。从这个意义上,长城也是秦始皇一个人的权力玩具。
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长城史,谁占有长城,谁就统治中国。
从秦汉到隋唐,与其说长城是防范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如说是为了圈禁长城内的农业民族。在大多数时候,“胡人”可以从容地进入长城,但“汉人”想要走出长城,就难如登天了。玄奘为了去印度取经,只能冒险偷渡出国。
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在卡夫卡看来,修筑长城跟修筑“城堡”并没有多大区别,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为了防御匈奴,而是组织帝国的力量。
在《圣经》中,人类修建巴别塔的宏大计划遭到上帝阻止。但上帝对帝国的野心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古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
从政治史和思想史来说,这些疯狂的建筑背后,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这使其无与伦比地成为帝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