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诞生

民主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春秋时代的人们就已经有了民主意识——

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

春秋战国时期的终结，意味着中国历史从列国时代进入帝国时代。

在一个权力体制下，秩序压倒一切。“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

如果说封建体制下，人们尚有选择的自由，在帝国时代，禁锢成为常态。按照商鞅的说法，“使民无得擅徙，则诛愚。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

在商鞅之前，由余以“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为边远落后的秦国设计了一种帝国体制，把帝国的几百万人民变成一个可以随意地使用的身体。接下来，商鞅以农战主义把所有秦人整合成帝国的工具。所谓“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暴秦任意驱使士兵，像奴役奴隶一样对待民众，“今卫鞅内刻刀锯之刑，外深 钺之诛，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一日临渭，而论囚七百余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

自秦汉以后，虽然儒家思想冠冕堂皇，但帝国的秘密实际在于法家。在法家看来，民众是帝国最危险的敌人，“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在《四库全书》中，有一篇法家邓析的文章《无厚篇》，形象地解释了皇帝、官吏与民众的关系——

君主就是车，百官就好比马，民众就是马车的轮子，而权力就是驱赶官吏的鞭子。能按照君主的旨意办事，这样的官吏就是好马，在鞭子的指挥下，可以让轮子快速地转动。如果君主驾驭不好官僚集团，就有马逃、轮飞、鞭断、车翻的危险。

在帝国体制中，皇帝即使不是权力垄断者，也至少是权力最大者。“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无论“寡人”还是“独夫”，都是对独裁者的不同称呼。司马迁记录了一句时人对秦始皇的印象：“秦王为人，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

如果说帝国统治者是一只巨大的毒蜘蛛，那么帝国道路就是庞大的蛛网。鲍鹏山形容说：“这是一个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枢纽，如同盘踞在蛛网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点轻微的信息都会被他敏锐地捕捉到。”

从秦始皇开始，帝国依靠完善的官吏体系，形成一种成熟、严密而残酷的财富掠夺模式。这种长期的掠夺必须依赖稳定的统治，因此道路与轮子相结合，就成为帝国存在的重要基础。

在进入轮子时代前，帝国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星罗棋布的部落和城邦。灭六国实际上是秦国对最后的封建城邦制度的一次彻底摧毁。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轮子是帝国的重要前提，帝国的统治实际也是轮子的统治。奴役民众如同奴役牛马，“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

罗素总结说，帝国文化的特点是：“在人与人之间，除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以外，很难有另外的关系能把他们联合在一个社会之内。”帝国是一种空间产物，从传播学的角度，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空间问题既是军事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一种技术必然会推动一种制度。帝国是人类在政治初级阶段的无奈选择，因为轮子诞生了，所以地球上出现了更多的道路，道路将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奴役者与被奴役者连接了起来。

城墙是道路的反义词。

城墙与道路都是帝国的象征，但长城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标志，无论中国的万里长城，还是英国的哈德良长城。

长城是中国“大一统”的象征，“统”即“统治”。从这个意义上，长城也是秦始皇一个人的权力玩具。

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长城史，谁占有长城，谁就统治中国。

从秦汉到隋唐，与其说长城是防范北方的游牧民族，不如说是为了圈禁长城内的农业民族。在大多数时候，“胡人”可以从容地进入长城，但“汉人”想要走出长城，就难如登天了。玄奘为了去印度取经，只能冒险偷渡出国。

卡夫卡曾经写过一篇关于中国的小说《万里长城建造时》，他将长城看作帝国的隐喻，“最为含混不清的机构莫过于帝国本身了”。在卡夫卡看来，修筑长城跟修筑“城堡”并没有多大区别，它的主要作用并不是为了防御匈奴，而是组织帝国的力量。

在《圣经》中，人类修建巴别塔的宏大计划遭到上帝阻止。但上帝对帝国的野心似乎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可以从金字塔了解埃及帝国，从角斗场了解古罗马帝国，从万里长城了解中华帝国。

从政治史和思想史来说，这些疯狂的建筑背后，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权力结构，这使其无与伦比地成为帝国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