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焕庸线
中国的长城非常古老，基本上一直保留到现在。在古代，长城常常被作为“华夷大防”的物化象征；在今天，则作为国家和国防的象征。
根据现代历史学研究，长城的修筑路线基本与400毫米降雨分界线重合，长城以北降雨量低，过于干旱，不适合农耕，形成草原游牧区，长城以南是中国传统的农耕区。
事实上，著名的“胡焕庸线”比长城降雨分界线更有想象力。
1935年，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沿着东北的瑷珲到云南的腾冲，划出一条线，把中国版图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这条线不仅是一个更大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经济文化分界线。
从这条线可以明显地看出，西北高，东南低，东南的土地只占全国总面积的36，却滋养了96的人口；而西北有64的国土，却只有4的人口。
“胡焕庸线”不仅是人口分界线，也是“农牧分界线”。
从现代中国来说，中国的历史其实是农耕区与游牧区围绕长城或“胡焕庸线”互动的历史。
从秦汉帝国肇始，就奠定了中国的传统农业定居区，即古之所谓“诸夏”、后世所谓“汉区”，清代叫“本部十八省”。
虽然这是中国历史的主要部分，但并不是全部，在它之外还有一半历史，是游牧区的其他民族，如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女真、党项、蒙古等族的历史。这些地区在上古时期，习惯上被称为“北狄西戎东夷”，到清代时，这些地方也被一些人称作“四大边疆”。
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有一个论断，他说，中国从有利于建立中国社会的精耕农业的环境中，逐出了一些原来与汉族祖先同族的部落，促成了草原社会的建立。
拉铁摩尔采用换位思考的方式，认为中国历史上那些农业社会与草原社会的互动，主要是农业社会限定了草原社会，而不是草原社会“扰乱”了农业社会。从这个角度来说，与自然的农牧分界线不同，驻以重兵、严加防范的秦长城，人为地限定了，或者说加速了长城内外政治、文化、经济的分割状态。
中国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曾经绘制过一张“中国5000年历史气温变化曲线图”。这张图显示，中国历史上的平均气温一直是周期性波动，这个周期一般是几百年时间。经过一段温暖期之后，便要经历一段寒冷期，温度相差2℃～3℃。每次从温暖期到寒冷期，都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而每次从寒冷期到温暖期，则会带来风调雨顺的繁荣和“盛世”。
这种气温变化最显著的影响，就是导致“胡焕庸线”发生偏移。尤其是气温下降时，降雨线就要南移，北方游牧区冬季时间延长，气温低于常温，大量牲畜死亡，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不大举南迁，引起王朝的动荡。
从竺可桢的这张曲线图上可以看出，历史上有四次明显的气温下降，分别是西周末、东汉末、北宋晚期和明末，每次都会导致王朝的更替。
《诗经》有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用许倬云先生的说法，中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共同体。
根据何尊的铭文，“中国”一词原本是西周时代天子用来表示王都镐京地带的。后来“中国”代指整个中原，在这种“差序格局”下，中国的历史就是从中心向周边辐射扩散，并不断融合、扩大的历史。随着周边地区不断地“中国化”，小中国最后就变成大中国。
长期研究蒙古史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认为，元朝以前的中国历史，包括汉、唐在内，本质上属于“小中国”。到了元朝，加上此前辽、金等北方民族政权的影响，中国才变成了“大中国”。也就是说，在元朝以前，“小中国”是常态；元朝之后，“大中国”变成了常态。
中国的东南部，拥有非常肥美的土地，这里气候温和，风调雨顺，最适合发展农业。因此，这里也养育了地球上最为密集的人口，孕育出古老的中华文明。
这里的丰饶与富庶，自然对西北部构成强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们不断地“加入”，从而成为这种文明的一部分。这一过程可能是贸易或和亲，也可能是战争或纳贡，有时是征服，有时是内附。但无论如何，文明中心的位置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偏移，一般不会偏离“胡焕庸线”太远，更不会跑到线的另一边。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
围绕“胡焕庸线”，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很多决定性的战争，最有代表性的或许就是蒙古征服南宋的战争。
当时，金朝以开封为首都，南宋以杭州为首都，都偏离“胡焕庸线”很远。尤其是南宋，几乎是中国王朝中，首都距离“胡焕庸线”最远的。
蒙古征服从进入北京开始，以这里为“大都”，跋山涉水，辗转万里，进入云南，打通了整个“胡焕庸线”，然后居高临下，兵分数路，以泰山压顶之势同时向东南方向进攻，最后在崖山海战中打败宋军，统一中国。
打仗是一门专业学问，政治同样也是，都很复杂，需要时间积累，需要环境养成。在古代条件下，定居的农耕民族在军事上常常不及移动性的游牧民族，而游牧民族在官僚政治上又不如农耕民族。军事可以实现征服，但统治还要靠政治。在缺乏政治力量时，游牧民族不愿意去做长期占领。
举个例子，就像金兵灭亡北宋时所做的一样，汴京遭到彻底毁灭，金人仍然回到东北。后来，金人利用原来辽国的政治体系，才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帝国统治力量，形成金朝与南宋对峙的局面。
宋人庒绰在《鸡肋编》中写道：
自古兵乱，郡邑被焚毁者有之。虽盗贼残暴，必赖室庐以处，故须有存者。靖康之后，金虏侵陵中国，露居异俗，凡所经过，尽皆焚爇。如曲阜先圣旧宅，自鲁共王之后，但有增葺。莽、卓、巢、温之徒，犹假崇儒，未尝敢犯。至金寇遂为烟尘。指其像而诟曰：“尔是言夷狄之有君者！”中原之祸，自书契以来未之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