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以目

虽然人们常常将秦汉帝国与罗马帝国相提并论，但二者仍有很大不同。比如在交通方面，后者是海洋国家，准确地说是地中海帝国，交通主要靠船；前者则是内陆型国家，交通主要靠陆路，换句话说，是靠轮子。

中国最早将轮子用于交通，出现在开创世袭制的大禹时代，所谓“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

发明舟车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和统治——

当斯之时，四渎未通，洪水为害；禹乃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川谷交错，风化未通，九州绝隔，未有舟车之用，以济深致远；于是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浮舟杖楫，以代人力。铄金镂木，分苞烧殖，以备器械，于是民知轻重，好利恶难，避劳就逸；于是皋陶乃立狱制罪，县赏设罚，异是非，明好恶，检奸邪，消佚乱。

《古今注》说，尧帝曾经设“诽谤之木”，“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

“诽谤之木”也叫“谤木”，是尧帝设于道路旁边的木柱，供人们批评天子施政的过失，“诽谤”是批评的意思。后来，“诽谤”从褒义词变成贬义词，成为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意思；而“谤木”也演变成神圣的华表——一种树立在宫殿前，用来宣示统治权力的标志。

人们常说古代中国没有民主，其实从古老的谤木来说，民主作为古风，存在已经很早了。但权力从来都是任性的，就如同后来的英国国王一次次想要推翻《大宪章》一样，周厉王就因“禁谤”而“青史留名”。

周厉王是西周的第十位君主，距离成康之治已有一段时间。

周厉王性格暴虐，受宠臣唆使，改变了周朝原有的制度，把平民赖以谋生的许多行业都收归王室，使得民怨沸腾。召穆公劝谏周厉王，不仅没有效果，厉王反而变本加厉，派人在路上窃听人们的谈话，凡是他们认为批评朝政或对厉王不满的人，立即下狱处死。

这样一来，举国上下，再也没有人敢谈论国事，对厉王评头论足了。人们在路上相互见面，害怕被官府诬告，也不敢说话，只能互相使个眼色，也就是“道路以目”。

暴力恐怖之下，周王朝表面上是一片和谐安静的景象。周厉王得意地对召穆公说：你看我终于统一了人们的思想，再也没人敢妄议朝政了。

召穆公忧心忡忡地叹息道：你这只是用暴力强行堵住民众的嘴，但他们心里不知道会怎么骂你恨你呢。堵住人们的嘴，就如同堵住洪水一样；一旦洪水决堤，那造成的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这句话从此永远保留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被反复提起。

但周厉王觉得权力和暴力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人们即使敢怒也不敢言。这样的太平日子过了三年；三年后，“国人”们终于忍受不了厉王的暴政，通过武装起义罢黜了厉王，将其从镐京放逐到一个叫彘的地方。

这就是著名的“国人暴动”。

厉王被逐后，召穆公和周定公行政，号曰“共和”。“共和”二字由此诞生。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14年后，厉王死，谥号为“厉”——“杀戮无辜曰厉”。这就是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

在某种程度上，道路是国家的一种镜像。

道路意味着权力的通达，因此尧帝在都城平阳修了一条大道，称为“康庄”。“康庄大道”就源于此。

到了周朝，在国都镐京和东都洛邑之间修建了一条“周道”，又称为“王道”。墨子引用《周诗》称赞说：“王道荡荡，不偏不党；王道平平，不党不偏。其直若矢，其易若厎。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视。”

按照周制，王道宽九轨。一轨为1.8米，九轨合16米多。这条王道的行走规则，不是现代的“靠右行”或“靠左行”，而是“男女有别”，即所谓“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

周道不仅是周王统治的工具，也是其象征。

车子造价昂贵，是贵族的专享，普通人对车子只能望而生畏。《诗经·大东》里说：“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睠言顾之，潸焉出涕。”对民众来说，这条宽广平坦、笔直如矢的大路只是给大人物走的，小人物只能看看；民众看到王公贵族掠走了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只能伤心落泪。

按照周礼的规定，道路都有完善的配套设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周幽王时期，政治混乱，道路失修，便有人感叹：“踧踧周道，鞫为茂草。我心忧伤，惄焉如捣。假寐永叹，维忧用老。心之忧矣，疢如疾首。”

西周时期，人们曾把可通行三辆马车的地方称作“路”，把可通行两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道”，把可通行一辆马车的地方称作“途”。有时候，“路”也指周王所乘的车，即车路不分。

在中国古代政制体系中，“道”和“路”后来也是用来作为“羁縻州县”的行政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