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高速公路

《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是“大一统”最早的出处。

春秋是个四分五裂的时代，孔子很怀念西周，因为西周是“大一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是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则是第二个，只不过周实行的是封建制，秦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

其实，秦与周具有同样一个出处，那就是岐山。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无车马，则无所见其能。”造父乃是嬴姓始祖，曾经为周穆王驾车。“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 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后来，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的侵袭，从关中向东迁徙至雒邑，秦襄公用战车一路护送。于是，平王封襄公为诸侯，并将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他，秦人由此立国。

由此可见，秦国的诞生，就直接与这次重要的交通活动有关。

秦人自古就有养马和御车的传统，他们对车马有着特殊的感情，或者说是崇拜。

在《诗经》的“秦风”中，有许多诗歌都是抒发秦人的“车马之好”，如“有车邻邻，有马白颠”，“游于北园，四马既闲”，等等。《小戎》一诗更是直接颂扬秦军战车威仪的名篇。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秦人的车马情结也体现在祭祀活动中。

当时各大诸侯中，唯有秦国有“车马之祭”，“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加车一乘，畤驹四”。雍有四畤，“春夏用骍，秋冬用 ，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

从先秦早期的墓葬中就发现有大量的车马陪葬，甚至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双辕车和四轮马车。

在秦始皇陵中，驷马战车达100多辆，战马1000多匹，还有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以1∶2的比例，完全按照始皇帝生前的车驾写实铸造。尤其是车前的御者，佩剑置弩，束带着冠，髭须飘逸，威武沉稳，分外引人注目。

根据秦代的法律规定，一般的车马驾驭，车士至少要经过四年的训练；四年后不能熟练地驾驭车马，教官要受到惩处罚款，本人要服四年劳役。合格的车士，要求年龄在四十岁以下，身高在七尺五寸以上；步履矫健，能够追逐奔马；身手灵活，能够上下驰车；车技熟练，能够驾车前后左右周旋；强壮有力，能够在车上掌控旌旗；武艺高强，能够引八石强弩，在驰骋中前后左右开弓。

从《左传》《史记》等书的记载来看，秦国在造车技术和生产，以及车的使用规模上，都是不容小觑的，这也为其后来统一六国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对广大内陆区域而言，一个建立在轮子上的帝国必然有着更高的效率。

船离不开水，轮子依赖的是道路。研究秦国的历史，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长城，但就对帝国的重要性来说，连接宫廷与长城的直道丝毫也不逊色。

秦帝国仅仅存在15年，秦直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有大量遗迹，让人不能不为之惊叹。

根据现代学者的粗略估计，秦帝国道路的总长度约为6800公里。按照吉本的估计，在公元150年时，从苏格兰的安东尼努斯城墙至罗马，再至耶路撒冷，罗马道路系统的总长度为5984公里。可见罗马帝国在道路长度上还不及秦帝国。

从建筑史来说，秦人修筑的“驰道”完全可与罗马帝国的道路网相媲美。

罗马人用火山灰作水泥，修出的混凝土道路非常结实，有人把它比作“埋在地下的城墙”；秦人的驰道是就地取材，以黄土混合沙子来筑路，但从现代遗迹来看，同样结实耐用。

秦灭六国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修建“驰道”，即“治驰道”。所谓“驰”，就是高速，“驰道”也就是高速公路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秦始皇也是高速公路的最早创建者。

“驰道”专供军车行驶，以帝国首都咸阳为中心，“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秦始皇以惊人的努力完成了帝国范围内的统治网络：东方大道从咸阳沿黄河经山东到临淄；西北大道从咸阳到甘肃临洮；秦楚大道从咸阳经武关、南阳到江陵，川陕大道由咸阳到巴蜀；其他还有直达桂林的江南新道，以及到河北碣石的北方大道。

驰道网络不仅是神经网络，也是血管网络，通达帝国每一个角落，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引来帝国军队的无情镇压。

虽然修建驰道有利于帝国，但也给秦朝带来危险。当大起义发生时，起义军发现，这些新修的驰道虽然能为秦朝军队服务，但也同样甚至更有利于他们。因为这些驰道都以京城为中心，所以起义军能够长驱直入，挺进这个以前难以进入的西部多山国家，而秦朝将军们在对付全国各地的起义时，则因为交通系统缺乏旁支而举步维艰。

驰道主要是作为军事和统治用途，非经特许，一般人根本不能上驰道，就是太子、公主也不例外。尤其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

这项帝国工程费时十年，规模十分浩大，“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50步约合70米，10米左右栽一棵松树。西南地区崇山峻岭难以建路，秦始皇仍让李斯在今云贵地区修筑了很多小路，称为“五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