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

从历史角度来说，中国虽然不是最早使用战车的国家，但中国战车数量之多和运用时间之长，却远非其他国家可比。

《诗经》云：“薄伐猃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从先秦时期的车马坑到秦始皇的铜车马，象征文明和技术的战车，几乎成为中国早期农耕文化的标志。

中国战车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夏代初期。

据《尚书·甘誓》载，夏后氏与有扈氏大战于甘，其誓词中说：“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

很明显，车左、车右和御手指的就是战车部队。

《竹书纪年》将甘之战定在夏启二年，约为公元前2069年。

《世本·作篇》把车的发明归功于夏朝的车正奚仲。以这种说法，战车从夏代开始使用，到商代时已经比较成熟，这从殷墟发掘的车马坑可以得到见证。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

商人是一小群蒙古种人，兴起于西北大草原，他们通过间接的途径掌握了中东人冶铸青铜和制造战车的技能，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带来的军事优势，侵入华北，征服了当地尚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农业村社。

结果，中国获得了一种新的发展形式：商人采用的新技术丰富了当地的文化，而商人最终又为当地文化所同化，使中国人的传统毫不间断地流传下去。这种发展形式在中国每遭到侵略之后便重演，在以后数千年中曾重演过多次。

公元前11世纪，商王朝传至最后一个君主帝辛手中。

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尚书》说他“暴殄天物，害虐丞民”。

公元前1046年，这位聪颖勇武又刚愎自用的末代君主征服了江淮地区的东夷各部族，俘“亿兆夷人”。

在前方大捷的同时，西岐的周王姬发联手西方诸国，以数万之众突然陈兵于朝歌城外的牧野。

周武王的联军共“六师”：以300乘战车和3000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其余4万多人，分为五个“师”。武王以《泰誓》进行誓师：“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

面对叛乱，帝辛迅速武装了一批奴隶和战俘，亲率禁卫部队押送，奔赴牧野战场。按《史记》记载，帝辛的总兵力达70万人。

战斗在广阔平坦的牧野大地展开，周王的数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冲开薄雾，如同巨浪一般扑向商军阵线。

《诗经·大雅·大明》中这样描写：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

维师尚父，时维鹰扬。涼彼武王。

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牧野之战从黎明开始，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就宣告结束。

商军虽然有极大的兵力优势，但在周军的冲击下却迅速崩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联军在武器上的巨大优势。300多乘战车在当时堪称最先进的重武器，这与20世纪初的一战时期坦克所产生的冲击力不相上下。

商军仓促应战，完全是以步兵的血肉之躯去抵挡快马重车的冲击。

牧野之战失利，帝辛“自燔于火而死”。

灭亡商朝后，周武王定都镐京，分封诸侯71国，继续向东讨伐商王朝的残余力量和东夷各部落。

《逸周书》说，周武王在伐纣灭商之战中总共灭亡了99个国家，另有652个国家投降，斩首十余万级，俘虏30多万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感叹：若非有《逸周书》，谁能复识“血流漂杵”四字之作何解？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武王伐纣是当时世界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军事征服行动。

帝辛被谥称为“纣”，这是一个极其侮辱的称呼。《说文解字》的解释是“残忍捐义曰纣”。在《封神榜》的演绎下，“殷纣王”成为中国式暴君的经典形象，所谓“助纣为虐”。

实际上，商纣不过是夏桀的翻版。

500多年前，商的创建者成汤也是在此以“鸣条之战”灭夏，当时只动用了70辆战车。《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