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武革命

鸣条之战和牧野之战合称“汤武革命”。

《周易》中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本指皮革，兽皮去毛为革，因此指变更之意。与虎谋皮，必先杀死虎，皮才能成为革，所以叫作“革命”。

夏、商、周三代，都自以“天命”立国，“革命”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的王朝兴替。

“革命”作为一种暴力运动，标志着国家概念的诞生。“国之所以重、主之所以尊者，力也。”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暴力时代，权力不仅与智慧无关，也与道德脱离了关系。“民愚，则知可以王；世知，则力可以王。……故神农教耕而王天下，师其知也；汤武致强而征诸侯，服其力也。”

中国历史也是“革命”的历史，一家一姓的皇权帝国，周期性地从崛起到崩溃，“革命”一次次地重复出现，周而复始。“汤武革命”被中国传统视为正义战争的经典范例，一次次地重演。

在中国传统政治中，一些关键要素常常被归结为含糊其词的“天命论”。

任何一个专制君主，无论他的天下是怎么得来的，是出于强夺，抑是由于篡窃，他一登大宝，总不会忘记提出与他取得天下正相反对的大义名分来，藉以防阻他的臣下效尤“强夺”或“篡窃”。所谓“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就是这个道理。

西汉初年，汉景帝召开庭前会议，辕固生与黄生就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问题发生激烈争辩。

黄生认为，商汤王和周武王取得政权的行为属于窃国，而辕固生则认为，他们乃以受命于天，以有道伐无道。汉景帝一听话风不对，立刻制止了二人。

两位学者的耿直辩论，让汉景帝颇为尴尬。在他看来，如果辕固生赢了，意味着一旦刘氏政权失德，天下人都可以讨伐自己；如果黄生赢了，意味着刘邦乃窃国大盗，刘氏政权不合法。

这番对话暴露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存在的政权合法性问题。确立政权合法来源的难题，常常困扰历朝历代的统治阶层。帝王术是一种极其隐秘的手段，它并不属于法律范畴，也与道德无关。

为了缓解这种焦虑，历史便成为可资利用的重要工具。中国帝制时代，每个王朝都专门设有监督政府的官职——“御史”。每逢改朝换代，新的王朝便要撰写前朝的历史。当朝政权的合法性往往以前朝的合法性崩塌为支撑，因为前朝“失德”，所以当朝乃“天命所归”，所谓“天命有得”。这一修史的传统可追溯至孔子，正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法家与墨家都以武王伐纣为例，来说明革命的合法性与正义性。

墨子认为，“诛暴君”是天经地义的。孟子说得更清楚，所谓“诛一夫”的意思，就是消灭了一个坏人。君主一旦作恶，就失去了作为君主的合法性，变成恶棍，人人皆可得而诛之。

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指出，国君官僚应该为国家服务，而不是相反，“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官长也。”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远古社会充满神秘主义，人们都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掌握着事情的发展，这是人类远不能控制的，甚至也无法理解。为了提前预知天意，人们求助于神巫卜卦，因此留下大量的甲骨文资料。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也是如此，据说就是周文王钻研整理出来的。

殷商时期，对上天的崇拜一直主宰着人心，也影响着对国家的政治建构。人们认为，是“神”而非士兵在与对方作战。周武王“一戎衣天下大定”，从而使传统的天命观发生了动摇。

文王时期，周就已经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疆土，纵使不发动战争，以周代商也是早晚的事情。周武王以暴力杀伐而灭商，孔子评价说：“尽美矣，未尽善也。”

“皇天无亲，唯德是福。”周朝提出的“明德”思想，开创了中国“以德治国”的政治传统，这对以后三千年中国传统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说：“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废兴存亡者亦然。”

就战争史而言，牧野之战是中国古代战车时代初期的著名战例，它结束了中原殷商王朝的五百多年统治，确立了一种以关中文化为主宰的政治新秩序，从此延续了将近两千年。由此发轫，此后的数百年，中国贵族礼乐文明的车轮驶向历史巅峰。

武王克殷后，又率军伐殷之各部。据《逸周书》记载，“禽霍侯，俘艾侯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御八百有三百两；告以馘俘。百韦至，告以禽宣方，禽御三十两，告以馘俘。”可见当时已经有数百辆至千辆战车用于战斗。

出土于岐山的小盂鼎上，有多达400字的长铭文，主要记录了一场西周征伐鬼方的战争。这场战争取得了“孚马百四匹，孚车百两”的战果。

牧野之战标志着中国进入三代之周时代，周比夏商两代具有更强烈更明确的一统天下的意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夏商两代的积累，到周代中国，终于建立了一个经典的封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