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鼓作气

在实际战争中，战争不是单打独斗，往往是许多战车进行编组。一组战车就构成一个极其复杂而庞大的战斗团队，因此其战斗运作也相当烦琐，并形成细致的“军礼”和作战规则。

在中国战争史上，古老的《司马法》就是这种战车文化的体现。如果加以比较，就会发现这种战车文化与西方中世纪的骑士文化多有相似之处。

与西方的骑士战争类似，中国战车时代的战争也是精英化的，国君一般都要亲自领军参战，并居中拊鼓击金，指挥军队进退。

鼓对战车的战争十分重要。战车就是跟着主将的鼓声行动的。战斗开始以后，主将都要保证鼓声不衰，这样才能保证军队勇往直前。

在“铁之战”中，赵简子中箭倒在战车上，但仍击鼓不止。击败郑军以后，他自夸说：“我伏在弓袋上吐血，但鼓声不衰，今天我的功劳最大。”

在长勺之战中，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亲自指挥作战。

鲁庄公要下令击鼓，发起进攻，曹刿阻止了他，等齐国击鼓来攻。

齐军第一次击鼓进攻，鲁国军队岿然不动，第二次击鼓，还是如此；直到第三次齐人击鼓，鲁国才发起进攻。曹刿解释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结果是齐国大败。

鲁庄公要下令乘胜追击齐军。曹刿又加以劝阻，直到他走下战车，看到齐军车辙凌乱，旌旗倒地，才让鲁庄公追击齐军。

鲁庄公多次参加并亲自指挥战争，司马迁在《史记》中评价说“庄公好力”，就是说他喜欢打仗。

春秋时期，像鲁庄公这样好战的君主比比皆是。但战争有胜负，也会死人，一些君主就没有他这么好运气。比如晋惠公在战场上当过俘虏；陵大战中，楚王被射瞎了眼；槜李之战中，吴王阖闾脚趾受伤而死，类似的不可胜数。

虽然所有的王权最初都来源于战争，但“龙驭深宫”完全是后来的事情。从战争的历史到宫廷的历史，中国历史无疑经历了一番剧变。

对春秋时代的国君来说，根本无法理解后唐时期的李后主——“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春秋中期以后，军队中出现了职业将帅，国君不必亲登战车指挥作战，一般以戎车作为指挥车。

战车除戎车之外，还分为轻车、阙车、苹车和广车，古时称“五戎”。

轻车机动性好，便于往来驰骋，是攻击型战车；阙车负责警戒和补充缺损的战车；苹车是一种防御性战车，可互相联结成屏障，以抵挡或阻滞敌军的进攻；广车兼有攻防作用，主要用作防御。

《司马法》中说：“凡马车坚，甲兵利。”战车完全依赖马匹拉动。如果说战车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话，那么实际是马冲在最前面，所以马也往往最容易受到伤害。要保证战车的正常使用，战马的防护铠甲就必不可少。牵引马一般都必须披挂马甲，称为“介马”。

公元前589 年，齐晋两国发生“鞍之战”。当时求胜心切的齐顷公自恃齐军勇猛，来不及给战马披甲，就催动战车，率先向晋军冲击，“不介马而驰之”，结果齐军大败。

马不披甲是极其危险的，戈、矛和箭镞，都可能使体形庞大的战马受伤，进而阻止战车前进。所以马甲是保持战车机动性的必要装备。

弓箭远射对跑在外侧的两匹骖马威胁最大，为了防止骖马受伤导致战车失灵，一般骖马并不直接套在车辕上，而是系在车轴栏杆上。如果有骖马受伤倒地，可以割断缰绳放开它，使整个战车继续战斗。否则敌人只要重伤一匹马，就会让整个战车瘫痪。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在战车文化鼎盛的春秋时期，一些强大的诸侯打着尊王的旗帜，纷纷以战车来谋求霸主地位。对这些野心勃勃的国君来说，战车的意义更多在于展示其实力，以决胜负，并不像后来以灭国夺地为目的，强者即胜者，最后通过缔盟成为霸主。

随着诸侯争霸愈演愈烈，国家之间的竞争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贸易的发展；接下来，青铜器逐渐被铁器取代，人口增加，诸侯强盛，周室没落。

进入礼崩乐坏的战国以后，各国从缔盟称霸的务虚，转向弱肉强食夺地灭国；战车成为一种杀戮的利器，一场战役投入的战车从几百乘发展到几千乘，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战争的胜负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杀了多少敌人。

从春秋到战国，战车成为战争的绞肉机。车兵站在高高的战车上，手持青铜戈，身披犀牛甲，视死如归。

战争一开始，双方的战车就风驰电掣般冲向对方。距离远的时候，战车兵用弓弩射杀对方；战车靠近时，驾驶战车的驭手把战车横过来；战车交错碰撞时，战车兵用长杆兵器互相搏杀。

这就是伟大的楚国诗人屈原在《国殇》中描写的车战场面——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坠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