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迹小说

三家分晋

书名:轮子、战车与帝国本章字数:1921

在甲骨文中,“武”字由“戈”和“止”两部分组成,意思是步行作战。在东周时代,“武”却被解读成了“止戈为武”。暴力攻击的原始字义,一变而成为代表文明的贵族传统,即对暴力的限制,才是真正的勇者所应秉承的德行。

经历过这种军事贵族的文化熏陶之后,春秋时代对战争的理解与从前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世代贵族,宋襄公希望通过仁义征伐,成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中原霸主,正如孟子所设想的:“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在泓之战中,宋襄公的“仁义之师”恪守上古军礼,但文化发展落后于中原的楚军,似乎并不把“军礼”当回事儿,就如同不把周王室当回事儿一样。在后来的韩非子看来,战争应当是一切道义的例外,“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

春秋中期以后,礼崩乐坏的趋势已经无法阻挡。面对无处不在的“诸侯僭王命”和“陪臣执国命”,严守周礼的孔子抨击季孙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春秋末期,晋国的实权落入智家、赵家、韩家、魏家之手,后来,赵、韩、魏三家联手消灭了最大的智家,晋国亦为三家所分。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

在中国历史上,“三家分晋”常常被视为春秋与战国的分水岭。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便以此开篇,以为当头棒喝。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的事实,远不如周天子承认这个既成事实重要。这代表着周礼的崩坏。

作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国灭亡了,而作为战国七雄之三强的韩、赵、魏三国诞生了。

三家分晋也为秦灭六国埋下了伏笔。晋国雄踞中原,傲视天下,秦国根本无力以蛇吞象;晋国分裂,中原丧失重心,秦国便可各个击破,蚕食原来晋国之地,中原败亡遂不可避免。

战国末期,秦国与六国的关系多少类似于智家与魏韩赵三家。处于强势的秦国对六国步步进逼,恣意欺凌,动辄刀兵相加,但六国并没有像三家早前那样,联合起来灭掉秦国,反而次第为秦所灭。

司马光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其实秦灭六国,也是“才胜德”。毕竟战争靠的是能力而不是道德。

东周晚期被划分为春秋和战国,其实是出自两部书:“春秋”来自孔子的《春秋》,“战国”则来自刘向的《战国策》。

春秋时期实行井田制,每一块土地都很整齐,“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便于兵车驰骋。春秋后期,人口剧增,井田制崩溃,出现了私田,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固定的面积。

原有的道路系统被破坏了,使战车运动受到严重阻碍。所以,随着私田的大幅度增加,车战所赖以自存的主要战术特点——机动性,也就逐渐丧失殆尽了。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战争的地理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迁。

殷周时期的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中下游平原,这里的地形广阔而平坦,是非常适宜战车驰逐的“疆场”。例如成汤伐夏的战场鸣条,周武灭商的战场牧野,春秋时期几次大战,如长勺之战、城濮之战、泌之战、桂陵之战、陵之战,都是利于发挥车战优势的平原地带。

但到了春秋后期,边疆地区力量迅猛发展,纷纷问鼎中原,战争的区域越来越广。楚国向南拓展,势力达到湖南、江西、云南和贵州,燕赵两国向北发展,秦国南伐巴蜀,西攻义渠,置陇西北地诸郡。这一时期的战争,不仅发生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大地,更主要是在北方的山地与江南的水网地区。这使得战车无用武之地,只能更弦易辙。

韩非曾笑话齐景公“释车下走”——哪怕再好的良马和驭手,遇到山路,也不如步下行更快。这在后来已经不再是笑话,而是普遍现象。

晋国和郑国多次与北方的狄戎发生战争,战车不仅没有发挥作用,甚至成为累赘,有时候不得不“毁车以为行”。南方的吴越在战争中,更是完全依赖步兵。

对于战车的实际作战效果,从事古代兵器考古的杨泓先生始终持保留意见,许倬云先生似乎也对此表示认可——

古代战车在作战上究竟有多少用处,颇有疑问。有人以为战车上的射士,在快速奔驶的战车上发射,可以发挥十足的威力;反对的意见则认为,战车硬轮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行驶,必至颠簸不堪,反而影响了箭的准确性。若以车上执戈战士的冲击力来说,由于车前有马及车辕的长度,战士对刺的可能性很小。只有在两车错毂交驰时,战士可以互击,而车轴的长度减小了击中的范围,两车速度的和,也使这一互击的时机缩短为短促的瞬间。因此,车战的功能,大约只是迅速将战士运送到战场,车上的指挥官可以利用车台,取得较好的视野,以旗帜与金鼓指挥军队进退。主要的作战人员,也许仍是那些随车的甲士与步 卒。

战车时代,战争以诚信为本,讲究“贵偏战而贱诈战”,“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这是战车方阵作战的必然要求。

但随着弓箭特别是弩机的出现,四平八稳的战车战争,越来越满足不了野心勃勃的君主对战争的欲望,战争的作用被极度放大,战争的规模和限度也随之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