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艺术

刘勃先生写春秋史，将书名直接命名为“失败者的春秋”。在传统贵族眼中，礼法比胜利更重要，如果在二者之间选择，他们肯定会选择礼法，这也必然注定他们在战争中会失败。

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事实上，春秋时代的战争仍然继承了传统军礼。这样的案例在《左传》中比比皆是。

当时每乘兵车配备三人：坐在左边的叫作车左，掌管射箭；坐在右边的叫作车右，掌管持戈应战；坐在中间的是车御，掌管驾马驰驱。即所谓“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

在晚于泓之战的鞍之战中，“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谓之君子而射之，非礼也。’”齐侯以“非礼”为由，拒绝射杀敌方御者，结果被晋国韩厥俘获。

韩厥对被俘的齐侯行君臣大礼，跪拜至以头触地，奉酒献璧，还极其谦卑地说：国君派我们来，并嘱咐不要深入贵国土地；而我不幸担任此职，责无旁贷，只能冒昧地勉强参加战斗……

宋国赭丘之战时，公子城与华豹的战车狭路相逢，正要搭箭上弦，看见华豹已经将弓拉满，便让华豹先射。

华豹未能射中，再搭箭上弦。公子城斥道：“不狎，鄙！”按规则，应该交替互射，你射了我一箭，现在该我射你了——你不守规则，太卑鄙了！

华豹闻言，只好放下弓，被公子城一箭射死。

华豹死后，为华豹驾御战车的武士干犨请求公子城也赐自己一箭，“不与同车之人一道战死，有违军法。”

在历史上，战争最能体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正如《左传》所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在世界各大文明中，贵族时代的战争都有类似的规则和礼仪，以体现道义与尊严。

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东征印度，在著名的许达斯佩河战役中，以逸待劳的印度军坐等马其顿军队渡河、休息、调整、布阵，等到对方准备完毕才开战，结果印度军战败。

这与宋襄公的泓之战何其相似，所谓“义兵不用诈谋奇计”。

在贵族战争中，战车要摆开阵势才能开战，不宣而战的偷袭和乘人之危都是不光彩的，胜之不武。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亚历山大都堪称一个伟大的骑士。在高加美拉大战前，谋士提议夜袭波斯大营，亚历山大毫不犹豫就拒绝了，“偷来的胜利是不光彩的”。

印度婆罗门教的《摩奴法典》成书于公元前，关于战争的一些规则与中国《司马法》基本相同：不应使用“奸诈的兵器”；战车上的武士只能与对方的车兵作战，不能击杀步兵；不能伤害弱者，如女人、老人、受伤的人和投降的人；不应攻击不在战斗状态的人，如睡眠中的人、无甲胄的人、裸体的人、手无寸铁的人、武器损坏的人、悲伤的人。作为高级种姓的武士，必须按照规则公正地交战，否则就会受到世俗的鄙视和神的诅咒。

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记载了雅利安军事贵族的战争法则：

遵守传统习惯，不会出现欺诈，即使战斗结束，双方都会满意。如果用语言挑战，就用语言应战；退出战斗行列的人，不应遭杀害。兵车对兵车作战，象兵对象兵，马兵对马兵作战，步兵对步兵。按照勇气、胆量和年龄，发出警告，不应杀害没有防备或惊慌失措的人。不应杀害与别人作战的人、疯癫的人、转过脸的人、兵器损坏或失去铠甲的人。不应杀害那些鼓手和号手、车夫、牲口或运送兵器的人。

古希腊的战争同样“固执和愚蠢”，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他们互相宣战时，就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和最平坦的地方开战，以至于胜利者没有不遭受重伤的，失败者更不用说，自然是全军覆没了。

战争虽然意味着残酷的杀戮，但并没有丧失人道底线。古希腊人在战争间隙设有“中场休息”，以便交战双方从战场上取回阵亡者的遗体，进行安葬。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认为，可以从被杀死的敌人身上获取武器，但抢劫死者的财物则是一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应该禁止。

在加洛林时代的基督教国家，战争根据宗教精神确立秩序，包括了爱你的敌人和不可使用剑。战争的展开必须符合基督教的正义。在战争中，军事贵族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没有披挂整齐的骑士。有时还要遵守教会的上帝和平日、上帝休战日一类的规定。此外，也不能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莎士比亚有句名言：“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如果卑劣地过这一生，就太长了。”无论是古希腊、古印度还是中世纪的欧洲，这种贵族化的骑士和武士所代表的战争文化，与中国春秋时代的战车文化都是极其类似的。

1429年，英法百年战争，圣女贞德在奥尔良打败英军，英军统帅萨福克伯爵也被俘虏。俘虏萨福克伯爵的是一位法国军官，因为他身份低微，无法接受伯爵的投降，所以只好跪下来，请求萨福克伯爵将剑搭在他肩上，册封他为骑士，然后才能接受投降。

对后来人来说，简直无法理解，胜利者怎么会向俘虏下跪。

在封建制度下，战争基本上是贵族式的精英决斗，比较矜持与节制。从现代人道主义来说，这是一种战争文明，更是一种政治文明。

顾炎武对军礼文明赞赏有加：“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车战之时，未有斩首至于累万者。车战废而首功兴矣。先王之用兵，服之而已，不期于多杀也。杀人之中又有礼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