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与孔子抗衡之武圣人之称，实则唯墨子足以当之。”如果说墨子是武圣，那么孙子就是兵圣。墨子提倡非攻，孙子崇尚伐谋。

从墨子到孙子，战争正式成为人类历史的主旋律。

战争从战车时代进入步兵时代，从精英化的君子之战走向庸众化的野人杀戮，从有限的伤害走向无限的屠戮。战争不再有任何温情，只要能消灭敌人、保存自己，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兵不厌诈已经成为兵家奉行的基本原则，战争变得只求目的，不择手段。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明确提出了“兵者诡道也”“令半渡而击之”“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等功利主义的战争思想，这无疑是对古老的《司马法》所倡导军礼的彻底颠覆。

用现在的话说，孙子是一个破除迷信的唯物主义者。“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传统神权被孙子从战争中驱逐。

从“不相诈”到“不厌诈”，完全消解了战争的神圣性。“故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作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孙子开启了战争的潘多拉魔盒——

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如果说商鞅揭示了权力的本来面目，那么孙子则撕去了关于战争的所有伪装。

打仗是诡诈之术，明明能征善战，却向敌人装作软弱无能；本来准备用兵，却伪装不准备打仗；要攻打近处的目标，却给敌人造成攻击远处的假象；敌人贪心就引诱他上当；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实力雄厚就要谨慎防备；敌人强大就暂避其锋芒；敌人容易冲动发怒，就设法挑逗他，使其失去理智；对于谨慎的敌人，要骄纵他；敌人安逸就设法骚扰他；团结的敌人要离间他。在敌人没有准备时突然发起进攻，在敌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孙子说，这就是兵家取胜的秘密，是无法事先传授的。

与《孙子兵法》的战争相比，《司马法》的战争或许只能算作军事演习，甚至是阅兵式或演戏。正如《诗经》所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

准确地说，《司马法》属于军法，即治军之法；而《孙子兵法》才属于真正的兵法，即用兵之法。

从假途灭虢到泓之战，真正的战争时代已经来临，人类与自然斗争的历史已经结束。人类找到了一个新的敌人，那就是自己的同类。战争从神器变成凶器——“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

人类以国家、宗教、阶级、道德和政治之名，进行的人类之间的疯狂杀戮，构成近3000年主要的人类历史。

与自然相比，人类之间的战争更像一场趣味无穷的游戏，因为力量更加对等。很多时候这里既没有正义，也没有邪恶，只有欲望、恐惧、毁灭和死亡。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战争的扩大化，使战争成为人类的主要存在方式，因为作为战争机器的国家诞生了。

很多情况下，每个人都是国家这架战车的轮子，这就是“全民皆兵”理论。

全民皆兵，战争即本能。打仗不再是贵族的专利，有限战争变成无限战争，战争无处不在，无所不用其极，人成为战争的决定性因素。

因此，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微；六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

《尉缭子》虽然与《孙子兵法》出现在同一时期，但并未引起当时和后世的太多关注，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它的战争思想还停留在《司马法》时代。《尉缭子》中说：“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

步兵与战车的不同在于，步兵不需要战场，随处都可以杀戮；步兵也不需要军礼，只要足够凶残，就是勇敢的好士兵。

孙子时代，真正的战争从此起源。

今知氏大国之君宽者然曰：“吾处大国而不攻小国，吾何以为大哉？”是以差论蚤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以攻罚无罪之国。入其沟境，刈其禾稼，斩其树木，残其城郭，以御其沟池，焚烧其祖庙，攘杀其牺牷。民之格者，则劲拔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战国并不是春秋的自然延续。顾炎武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期战争的目的是争霸，甚至不善于打仗的宋襄公以德服人，也当上了“霸主”。外交常常比战争更重要，“攻战之道非师者，虽有百万之军，北之堂上；虽有阖闾、吴起之将，擒之户内；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间；百尺之冲，折之衽席之上”。但即使这样，“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到了战国时期，春秋礼制完全被颠覆，这时诸侯从称霸走向称王，齐宣王、齐威王、秦王轮番登场，折冲樽俎，纵横捭阖。虽然名义上只有周王才是王，但实际上，暴力才是真正的王。

春秋时期，建制步兵就开始出现。公元前632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这可能是中国步兵的最早记载。

进入战国以后，战车已经没落，步兵成为军队主力，骑兵也崭露头角。

按苏秦所说，楚国是“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魏国是“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赵国是“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燕国是“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

可见当时战国七雄，军队规模变得很大，从兵种上，车、步、骑都有，战争形式也更加复杂。后世兵家李靖说：“步为腹心，车为羽翼，骑为耳目，三者相待，参合乃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