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战车

战争是技术的催化剂。任何新技术，只要一出现，人们就会想到，能否将它用于军事目的。而且，很多技术就是为了军事目的才被发明出来的火器刚刚出现百余年，就被装在战车上。

南宋隆兴元年，抗金名将魏胜创制了数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数百辆各安装数十支火枪的如意战车。车前有兽面木牌，旁侧有毡幕遮挡，每车用两人推毂，可蔽士兵50人。

行军时，上载辎重器甲；驻营时，挂搭如城垒，敌不能近；列阵时，如意车列于阵前，弩车为阵门，上置床子弩，矢大如凿，一发能射数人；炮车在阵中，抛射火球、石弹，可远及200步。

作战时，三种车上的兵器配合使用：敌我双方相对接近时，从阵中抛射火球，发挥火球同远射冷兵器相结合的远距离杀伤和摧毁作用；近阵门时，刀斧枪手同敌近战搏杀；待敌溃退时，则拔营追击。

魏胜创制的炮车和如意车，在海州等地屡败金国铁骑，充分体现了“以车制骑”的有效战术。当时，南宋朝廷对这种战车也非常重视，下令在全国推广仿造。

魏胜的砲车实际上是一种车载抛石机，它不但能抛射石弹，而且能抛射火球。

火球装入抛石机后，增加了机动性，使其能够“进出具利”，“伺便出击”。在出击时，以火球和弓弩为第一波次，刀斧和长枪为第二波次，逐次杀伤敌人，充分发挥各种兵器在野战中的作用，收到相互为用、综合歼敌的效果。

魏胜战车不仅可以移动和射击，还有毡幕保护，也算得上是现代装甲战车的先驱了。

明代战车的崛起与火器的普遍使用有密切的关系，另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对付蒙古骑兵，主要用于防御。用戚继光的话说：“虏以数万之众，势如山崩河决，径突我军。我有车营，军有火器，终日打放不乏，不用挑壕而壕之险在我，不用依城而城已在营，要行则行，欲止则止。”

在明朝初年，车辆在战争中仍主要是辎重运输车。到了正统十二年，直接面对蒙古鞑靼部的大同制造了数百辆战车，由此拉开了战车时代的一个历史高潮。

正统十四年，发生土木堡之变，蒙古瓦剌围困北京城，于谦临危不惧，火器战车如同移动的城堡，在此次战争中崭露头角。

景泰年间，吏部郎中李贤建议推广战车战术：“今之战车不但能避弓马，又有取胜之道。取胜者何，火枪是也。论中国之长，无出于火枪，前代未尝有也。若用得其法，敌之弓马弗能当也。”

明中叶以后，各类火器已经大量装备军队，这些火器主要是各种大小火炮，重量较大，移动起来不容易，因此将固定炮架改为轮式车辆，“藏火于车”就很有必要。

当时蒙古骑兵不仅机动性和冲击力强，而且弓箭的射速也更快。有人说：“欲挡戎马之冲，非车壁不可；欲挫戎马之锐，非车击不可。”赵士祯在《神器谱·防虏车铳议》中写道：“一经用车用铳，虏人不得恃其勇敢，虏马不得恣其驰聘，弓矢无所施其劲疾，刀甲无所用其坚利，是虏人长技尽为我车铳所掩。我则因而出中国之长以制之。”

据说是俞大猷创造了用独轮车击败骑兵的办法，车兵由此成为明军的正式兵种，九边和京营都成立了兵车营。

兵法中所谓的“车胜骑，骑胜步”，指步兵无法抵抗骑兵的冲击，但战车却可以，尤其是装了火器后，战车还可以还击。有了这种战车，明军在野战中可以用战车排布临时工事，不仅能对抗骑兵冲击，还可以充分发挥火器威力大的优势。有了战车构建的“车营”，明军就不必困守孤城，可以依托城池主动出击，提高防御纵深，即“欲行则行，欲止则止，谓之有脚之城”。

现代军人出身的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这样介绍战车阵法：

一辆战车装载“佛朗机”轻炮两门。……士兵20人配属于战车一辆。其中10人直接附属于战车，任务为施放佛朗机。……一混成旅有骑兵3000人，步兵4000人，重战车128辆，轻战车216辆。迎敌时骑兵在前阻挡敌人，使战车得以有充裕的时间构成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骑兵就退入战车阵内。敌骑数在一百以下，混成旅拒不接战，只有来犯的大批敌骑进入火器的射程中约250尺时，佛朗机、鸟铳和火箭等才同时施放。

面对大队冲锋的蒙古骑兵，明军可用战车组成环形车阵，如同一个炮兵阵地，当敌人进入射程，万炮齐发，杀伤力会很惊人。如果敌人杀到车阵附近，可以用近射火器，或直接施放弓箭，步兵射箭的准确性和频率要比骑兵强得多。如果敌人冲入车阵，只能下马肉搏。一般车营都有骑兵营配合，以方便对敌人乘胜追击。

这些装备了火器的战车有点类似现代炮车和自行火炮，有些堪称现代坦克的雏形，在机动性、防护性和火力上都容易让人引发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