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服之礼

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中，没有轮子的历史要比有轮子的历史长得多。

对中国来说，轮子虽然是一个东方文明的开始，但拒绝轮子的历史甚至比轮子的历史更加悠久，这就是中国轿子。

《明史·舆服志》说：轿者，肩行之车。

从文化上来说，轿子是反轮子的产物，或者说是对轮子的反动。轮子刚刚出现在夏代，轿子就诞生了。

《尚书》中记述大禹治水，说“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谓“四载”就是“水行乘舟，陆行乘车，泥行乘橇，山行乘欙”。这里的“欙”，就是原始的轿子。

“轿”即“桥”，最早二字相通。《史记·河渠书》有“山行即桥”。过山之时，一前一后两个人抬着轿，“状如桥中空离地也”。

轿子一般也被称为“肩舆”。“舆”指车厢，放弃轮子，或者直接将人作为“轮子”。其他叫法还有版舆、步舆、食舆、步辇等。

“辇”本是人力手推车，一木横遮车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宛如其字形所示。《说文解字》曰：“辇，挽车也，从车，从夫，在车前引之也。”从结构上看，先秦时期的车与辇并没有多大的差别，“驾马曰车，驾人曰辇”，区别主要在于用人力还是用畜力。

秦汉以后，“辇”成为帝王皇家车驾的专用名称。步辇就是去掉车轮的辇车，像棺材一样由人抬着走，据说这是秦始皇的发明，“殷周以辇载军器，职载刍豢，至秦始去其轮而舆为尊也”。

秦始皇的辇是最早的，但并不是最大的。

桓玄篡夺东晋皇权后，建造了一乘大辇，几乎就是一座移动的皇宫，上面不仅载着桓玄，还有几十个太监宫女，总共可容纳30人，为了抬起这座大辇，至少需要200个壮汉。

从本质上来说，轮子是道路的产物，而道路不仅需要建设，更需要长期维护修治，否则就“道茀不可行”。

道路维护是典型的“公地悲剧”。随着帝国周期性腐败与动荡，古代中国的道路经常处于“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的状态。就像顾炎武说的，当时的道路“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

当道路不存在时，轮子就失去了意义。

庄子说，古代“山无徯隧，泽无舟梁”，大禹“乘四载”，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也就是说，轿子的出现，完全是为了弥补道路的不足。

刘安在《汉书》中说得更加明确，“入越地，舆轿而隃 岭。”这也是“轿”第一次出现于史书。

可以想见，因为山区道路限制，车轮无法正常行驶，人们只好把车厢抬起来走，甚至去掉车轮，轿子应当是这样来的。或者反过来，给轿子装上轮子，就成为车。

明清时期，在华北一带流行一种骡轿，也叫驮轿。由两只骡子一前一后，抬着一顶轿子，远看像是骡车，近看却没有轮子。这种骡轿在地形复杂、缺少道路的山区丘陵地带非常实用，跋山涉水如履平地。

在云南、贵州，因山高路险，轿子上山时，不仅有抬轿的，还有拉轿的纤夫。赵翼对此感到很惊奇——

扬帆、牵缆，皆行舟事。然云、贵作吏者，肩舆上山，必用纤夫。其纤以色布为之，承应上司或有用全帛者。盖山路高，舁舆而上，须藉此得力也。余在贵州，山行亦用之。因忆昔在山东途次见挽小车者，顺风则张小帆于车，可援作一对，因得句云：“笑看南俗轿牵缆，好对北方车挂帆。”

应当承认，车与轿子最初的分野，仅仅是因为道路问题，而不是其他。

目前发现存世最早的轿子实物，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三乘木质肩舆，出土于河南固始侯古堆的古墓。经过复原证明，当时中国轿子已经十分成熟。

自卢梭以来，无数思想家们认为，人类的不平等，源自私有制的出现，或者说因为财富的不平等。

财富常常以器物的形式表现，器物除了基本的功用，在文化上就不免演变成为不平等的标志。轿子就是如此。

中国封建礼制在春秋战国时期彻底崩溃，作为身份象征的鼎彝，逐渐被后来的舆服和宫室替代。尤其是舆服制度，成为中国持续2000多年皇权专制时代最为重要的统治手段。舆，即车轿类的交通工具；服，即衣帽鞋袜类的服装。从秦汉至明清，几乎每一个王朝都有一个极其严厉的舆服制度；甚至在“二十四史”中，每一个王朝史都离不开一个详细的《舆服志》。

等级分明的舆服制，其意义在于“列等威、别士庶、抑僭奢”，以此建立和维护一个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中国传统政治并不介意不平等，甚至赞赏不平等，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中国礼教传统，追求的是秩序和稳定，是君臣、父子、长幼、尊卑、贫富、贵贱之间“和谐”，这是农耕文化的典型特征。

从面子文化来说，中国皇权政治的历史就是舆服的历史。“舆服”本身就是皇权专制意识形态的视觉传达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