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与军礼
《礼记·王制》中说：“习射尚功。”即射礼的意义在于练功尚武。因此说，射礼归根到底还是一种尚武文化；用宋代吕大临的话说，天下无事则用之于礼乐，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争。
从“射不主皮”到“主皮之射”，后世江河日下，以弓箭为杀人工具，自然更追求力道和射穿。如果射箭射得好，打仗就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所谓“一人善射，百夫决拾”。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夏、商、周三代的教育模式基本是官师合一的精英教育。贵族精英文武兼修，他们的义务就是政治和战争，因此必须学“六艺”。
按照历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六艺”中的射和御是对付国家和民族矛盾，礼、乐、书、数是对付国内阶级矛盾。
孟子曰：“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其实非特“序”为肄射之地，他三名皆然。“校”即校武之义，今犹有“校场”之称。……
其所以习射于学宫，驰驱于郊野，表面固为礼节，为娱乐，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故六艺之中，唯书与数二者乃治民之专具耳。
宋朝时期，因忧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威胁，王安石曾以射礼传统，倡议尚武之风：
故古者教士，以射御为急，其他技能，则视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则不强也。至于射，则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则已，苟无疾，未有去射而不学者也。在庠序之间，固当从事于射也。有宾客之事则以射，有祭祀之事则以射，别士之行同能偶则以射，于礼乐之事，未尝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尝不在于礼乐祭礼之间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岂以射为可以习揖让之仪而已乎。固以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国家之具也。居则以是习礼乐，出则以是从战伐。
礼乐作为一种贵族文化，射礼的主要意义仍是以射箭来弘扬礼文化，射只是末，礼才是本。这种传统文化在中国早已式微，在日本和韩国传承至今的所谓“弓道”，其源头仍可追溯到中国古代射礼。
“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像宋襄公这样临大事不忘大礼，体现的是远古的贵族文明。春秋时期，射礼文化与军礼文化一脉相承，战争同样被赋予高尚古朴的礼文化。
孟子讲过一个春秋时代的故事：
郑国派子濯孺子进攻卫国，结果战败，遭到卫国庾公之斯追击。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的病发作了，不能够拿弓，我死定了。”又问他的御者：“追我的人是谁呀？”御者答道：“是庾公之斯。”子濯孺子便说：“那我不会死了。”
御者说：“庾公之斯是卫国著名的射手，你反而说不会死了，这是为什么呢？”子濯孺子说：“庾公之斯是向尹公之他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向我学的射箭。尹公之他是个正直的人，他所选择的人也一定正直。”
一会儿，庾公之斯追上来了， 问：“您为什么不拿弓呢？”子濯孺子说：“今天我疾病发作，不能够拿弓引箭。”
庾公之斯说：“我跟尹公之他学射箭，尹公之他又跟您学射箭。我不忍心用您的箭术反过来害您。不过，今天这事情是国家的公事，我不敢不做。”
于是他抽出箭，在车轮上敲打了几下，把箭头敲掉，射了四箭就回去了。
在一次楚吴战争中，楚国的工尹商阳和陈弃疾追赶败退的吴军。
追上后，陈弃疾对工尹商阳说：这是国君的大事，你一定要张弓射击。工尹商阳无奈，只好张弓搭箭，射杀了一个人；陈弃疾又催，他又射死了两个人。
每射死一个人，工尹商阳就亲自过去，用手把死者的眼睛合上。
射死三个人后，工尹商阳停下车，说：上朝没有我坐的地方，宴会也不让我参加，依这样的官阶，杀了三个人，已经足够回去交差了。
孔子因此赞赏工尹商阳说：杀人之中亦有礼。
在邲之战中，楚国战车回撤，晋军在后面追击。
楚军射手箭无虚发，最后只剩下一支箭，眼看敌人迫近，突然跳出一只鹿。于是，他用最后一支箭，射死了这只鹿。
楚军车右停下战车，将这只鹿送给晋军，还特别致意说：“现在不到射猎的季节，实在找不到适合做礼物的野兽，姑且以此送给你们手下人消遣一顿吧。”
晋军见楚军很有贵族风度，“其左善射，其右有辞，君子也！”。于是，便让楚军走了。
在春秋时期，类似的场面很常见。
鲁昭公二十一年，宋国发生内战，许多大国都出面调停。宋公子城的战车和吕封人华豹的战车相遇，公子城调头要走，华豹喊他的名字，公子城大怒，反身搭箭上弦，对面华豹已经拉满了弓。
公子城口中祷告：“父亲在天之灵保佑我。”华豹果然没有射中，公子城正再次搭箭，华豹又拉满了弓。
公子城喊道：“不给我回射的机会，真是无耻。”华豹只好让公子城先射，结果被一箭毙命。
公子城又射杀了为华豹效力的车右，射伤了华豹的弓箭手。公子城本不想杀这个弓箭手，但对方却说：“同车的人都死了，唯独我活着，这是军法不容许的，我即使逃到别国，也是一个不忠的人，请你杀掉我吧。”
春秋末期，礼崩乐坏，诡诈之术泛滥，战争越来越残酷，由手持弓箭的平民组成的步兵对传统贵族战车构成极大威胁。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按照军礼，拒绝击楚军于半渡，结果宋军大败，宋襄公中箭，半年后伤重而死。
在这场列国争霸的军事竞赛中，法家备受各国器重。
法家代表人物李俚为魏国的上党太守时，为了提高平民的作战能力，甚至以射箭来裁决民间法律纠纷，如果射不中就判败诉，“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结果法庭变成了射箭场，告状变成了射箭比赛。“令下而人皆疾习射，日夜不休。及与秦人战，大败之，以人之善战射也。”
当底层平民为了鸡毛蒜皮之事而比赛射箭时，这必然解构了贵族为仁义而射箭的神圣性。
礼制的崩溃，使弓箭文化从贵族的射礼演变成为一种平民化的暴力美学，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没有什么义与不义，只有胜或者不胜。
钱穆先生说：“春秋时代，实可说是中国古代贵族文化已发展到一种极优美、极高尚、极细腻雅致的时代。然而贵族阶级之必须崩溃，平民阶级之必须崛兴，实乃此种文化酝酿之下应有之后果。”
由春秋而战国，游士阶层崛起，与传统贵族分庭抗礼。虽然世道日衰，但物力进步，堪称中国历史之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