祸起长平

秦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有一种强势的扩张精神，这种压力导致了晋国的分裂，是为“三家分晋”。

由晋国分裂而成的魏、韩、赵三国中，魏、韩两国缺少马匹，国力不济，面对咄咄逼人的秦军，只能割地让城，步步退守，到了后来，将赵国推到了抗秦的前台。

公元前386年，赵敬侯为了躲避秦国的压力，将都城从中牟向北迁到了太行山东边的邯郸。随着与北方战事的增加，赵国开始从胡人那里汲取军事经验，以抗衡西方的秦国。

赵国毗邻华北游牧地区，比较容易从东胡、匈奴等民族获得战马。自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以来，赵国依靠军事改革，建立起当时最强大的骑兵军团，甚至连最擅长骑射的匈奴也对其退避三舍。

赵国雄踞华北平原，以骑射名动天下，因此更擅长野战和进攻。

从各方面来说，秦国都与赵国殊异。

秦国地处四塞之地的关中盆地，秦军依然是传统的步车战术，擅长的是伏击和防守，秦弩便成为“看家武器”。

秦弩的机械装置虽然不大，但结构比较复杂，复杂的结果是让射击变得更加轻巧。勾牙在扣动扳机的瞬间突然下沉，弩箭应声而出，整个过程非常平稳流畅。这将弩相对于弓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因为“望山”和三棱箭镞等新技术的应用，犀利的秦弩一时冠绝天下。屈原在《楚辞·国殇》中写道：“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受过严格训练的秦国重甲步兵号称“锐士”，依靠杀伤力巨大的秦弩，在城池隘口的壁垒攻防战中几无对手。秦弩也可在马上使用，由此将骑兵的机动性与弩的远程阻击结合在一起。骑兵在完成快速穿插后，可用轮流射击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火力墙。

在长平之战中，秦军对赵国骑兵步步为营，利用地势优势，充分发挥秦弩强大威慑，成功地完成了对赵军的封锁，使赵国骑兵变成丧失机动性的“死马”。在秦弩面前，纵横华北的赵军丧失了他们的最大优势。

战国后期，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而实现军事崛起，被其余六国视为“虎狼之国”。秦军号称有“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

秦国野心勃勃，虎视天下，但要消灭其余六国，首先就要扫除三晋，打通东进的道路，因此必须制服赵国这只拦路虎。

从赵武灵王始，赵国几乎成为唯一可以叫板强秦的国家。

赵国有“带甲之士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在战国七雄中，秦、赵两国在文明程度上大不如齐、魏，但最具军事实力。

这是冷兵器时代最显著的特点。

公元前262年，秦军攻占韩国野王，通往上党的道路断绝。一城孤悬，韩国只好放弃上党。上党太守冯亭不甘心就这么便宜了强秦，决然向赵请降。上党是邯郸的天然屏障，即使这只山芋再烫手，赵国也不可能拒绝这次送上门的机会。

此事遂成为导火索，秦赵长平之战，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战端一开，两国便以倾国之兵，发起一场旗鼓相当的豪赌。秦王亲自下令，对河内地区特别赐爵，秦国年满十五岁以上的男人都要支援长平前线。秦赵两国几乎倾国而出。

回顾人类历史，很多国家间的纷争，之所以不选择谈判而选择战争，是因为发动战争的人往往以为自己可以在战争中取胜，而且会很快取胜。但实际上，对手也持同样的看法，这使战争完全超出战争发起者的初衷。

在长平前线，秦赵两国的百万大军很快就呈现出胶着状态，战局逐渐变成两败俱伤的消耗战。

因为弓弩的使用，导致战争中进攻一方要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尤其是骑兵冲锋，常常是铩羽而归，这使得战争的结束在僵持中变得遥遥无期。

秦赵两军的统帅分别是王龁与廉颇，前后相持于长平长达三年。秦赵两国都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拖累得近乎崩溃。

在当时条件下，物资运输成本极其高昂，尤其是战区处于崇山峻岭之中。军事后勤学上将其称作“距离的暴虐”。百万军队的军需供应本身就不是一个小数字，而在战争期间，其消耗更达到平时的十几倍、几十倍。

北宋沈括曾做过一次推算：1个后勤人员可以背6斗米，1个士兵自己可以带5天的粮食。6斗米，每人每天吃2升， 2人吃18天。1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士兵，1次可以维持18天的行军或作战。2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士兵的话，可以维持26天。如果后勤人员是士兵的3倍，可以维持31天作战。但后勤人员的增加，使战争消耗以几何倍数剧增。

即使秦赵都是国富民强的大国，三年时间的剧烈消耗，也足以使其国家积累化为乌有。从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来说，赵国远不如拥有巴蜀粮仓的秦国，虽然长平距离邯郸很近，但要翻越太行山，运输反不如有水运的秦国便利。

相持的结果，秦国“士民倦，粮食索”，赵国“无以食，请粟于齐而齐不听”。深深的焦虑与恐惧，让双方都急于结束战争，但又都不愿认输。这就如同两个筋疲力尽的拳击手，互相搂抱在一起，都在等着对方先于自己倒下。

穷则思变，事情终于起了变化。

战争进入第三年，秦国施以反间计，借赵王之手，将老谋深算的廉颇从赵军主帅的位置上拉下马，然后换上“纸上谈兵”的赵括—虽然那时候还没有“纸”。

与此同时，秦昭襄王秘密派出骁勇善战的武安君白起，代替王龁统率秦军。

长平之战由此走向决战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