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箭定天山

唐朝对突厥的战争持续了30年，其间涌现出来的优秀将领和军事家璨若群星，如李靖、李 、侯君集、王文度、程知节、苏定方、薛仁贵等，尤其河北名将苏定方，参加和领导了对突厥的大多数战役。

薛仁贵曾跟随苏定方征战西突厥。论战功，薛仁贵根本无法与苏定方相比，但因为他射技高超，反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人物，苏定方却在民间传说中变成了大反派。

西域属于沙漠绿洲地带，各民族混杂，城邦小国林立，唐朝常常面临各种叛乱，唐军为此疲于奔命。龙朔元年，作为突厥一支的回纥九姓铁勒，拥众十余万叛唐，薛仁贵率军前去平叛。

面对敌军数十员骁勇战将，薛仁贵当即张弓搭箭，连发三箭，射穿三将。十余万敌军见势不妙，一齐下马请降，被薛仁贵全部坑杀。当时唐人歌颂薛仁贵：“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旧唐书·薛仁贵列传》记载：

薛仁贵，绛州龙门人。贞观末，太宗亲征辽东，仁贵谒将军张士贵应募，请从行。至安地，有郎将刘君昂为贼所围甚急，仁贵往救之，跃马径前，手斩贼将，悬其头于马鞍，贼皆慑伏，仁贵遂知名。……寻又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

这段历史后来为民间传统评书提供了无尽的谈资，说起程咬金和薛仁贵，几乎妇孺皆知。

传统说书人一般没有什么文化，甚至不识字，一味夸张其戏剧性，不太在意历史真实。在评书中，薛氏家族世代英烈，薛仁贵、薛丁山、薛刚都是不世出的英雄，薛仁贵与番将交战时，其子薛丁山为了助战，引弓射敌，不幸误中薛仁贵，薛仁贵的故事就这样终结。

唐朝与突厥的纠葛并不是一下子就消失的。后来的怛罗斯战役中，唐军就败在以突厥人为主的阿拉伯联军手下。

几年后，又发生安史之乱，这几乎可以称为“突厥之乱”—不仅叛军中有突厥人，镇压叛乱的也不乏突厥人，而拯救大唐的回纥也属于突厥一支。

唐朝崩溃之后，李存勖建立后唐，石敬瑭建立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史称“沙陀三王朝”，其实是“突厥三王朝”，因为沙陀本是突厥别部。

在唐朝末年的历史中，如果要找到一个与黄巢齐名的人物，那或许就是李克用。当时天下大乱，突厥人李克用和他的“鸦儿军”一举将黄巢军赶出长安。

李克用出身于突厥军功贵族，其父李国昌是沙陀部首领。

李克用从小就非常善射，十三岁时，见天上有两只野鸭在飞，于是发一箭而射中两只野鸭，在场的人无不惊叹。有一次李克用和鞑靼部族的人比试射箭，鞑靼人指着空中的两只雕说：“你能一箭射下双雕吗？”结果李克用真的一箭连中双雕。

李克用的骑兵以沙陀人和鞑靼人为主，都是黑衣黑甲黑马，故称为“鸦儿军”。正是这支“鸦儿军”剿灭了黄巢军。黄巢虽死，但黄巢手下的朱温却搅乱了天下。

传说李克用临终时，将三支箭交给儿子李存勖，说道：“第一支箭要你讨伐刘仁恭，你不先攻下幽州，黄河以南就不能拿下；第二支箭要你打败契丹，耶律阿保机与我握手结盟，结为兄弟，曾发誓说一起光复大唐江山，现在却背信弃义依附贼党，你必须要讨伐他；第三支箭要消灭朱温。你能完成我这三个愿望，我死而无憾了。”

李存勖把三支箭供奉在宗庙里。到了讨伐刘仁恭时，李存勖命礼官以少牢祭于宗庙，请出第一支箭，让贴身将领背着作为前锋。胜利归来之日，带着俘虏将箭送回宗庙。后来，伐契丹、灭朱氏后梁也是如此。

作为唐朝的开创者，唐高祖、唐太宗都亲眼见证了隋朝的覆灭，尤其是唐太宗，为后世留下了许多虚心纳谏、以史为鉴的美谈。

但从后来的历史来看，唐朝并没有吸取隋朝的经验。历史在现实中常常是无用的，人们或者不愿意接受历史的教训；或者，即使知道结果，仍然一意孤行。

隋朝因战而亡，唐朝基本上也是如此，而且最后的灭亡都与突厥密切相关。

唐朝初期，军力极其强盛，马力资源充足，因而唐军也具有强大的机动能力。再加上府兵制，“举天下不敌关中”。

按照隋唐府兵制度，府兵需要自费负担个人的装备，主要包括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解结锥、毡帽、毡装、大麟行滕各一，麦饭九斗，米二斗。《木兰辞》中说：“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很明显，木兰一家就属于府兵。

“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为步兵、武骑、排䂎手、步射。”府兵制出于农战思想，战时为兵，平时务农，适合农耕地区，朝廷可减少负担。但随着边疆地区越来越大，军队由保家卫国转向开疆拓土，战争走向长期化和常态化，府兵大量逃亡，府兵制本身也弊端丛生。

这种民生艰辛反映在许多唐诗中，“车 ，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均田制已然不存，“寓将于卫，寓兵于府”的府兵制也随之崩溃，而施行的募兵制则加大了财政压力。随后，唐玄宗设置了节度使一职。然而对外军事扩张导致藩镇势力坐大，长期领兵征战的节度使掌握着地方军政、财权，依靠募兵而拥兵自重，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募兵制彻底改变了唐朝的政治与军事形态。从开始由朝廷拨款来招兵买马，到后来全部交给节度使自主。这些龙蛇混杂的多民族雇佣兵，一方面成为唐军进行四方征伐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也导致中央与地方力量的失衡。

节度使犹如土皇帝，大权在握，搜刮地方为士兵发饷，士兵将对朝廷的忠诚转向节度使，几乎成了节度使的私家兵。这些节度使中，不乏外族名将，如安禄山、史思明、高仙芝、哥舒翰等。尤其是安禄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

唐朝一直奉行重外轻内的军事方针，结果外患未平，又添内忧。

终唐一代，政治高压与军事动乱交替爆发，尤其是安史之乱，几乎到了亡国亡天下的地步。

“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安史之乱前，朝廷好大喜功，对军阀一味纵容，各节度使大量招兵买马。全国军队达100多万人，全国租赋350余万贯，其中就有三分之二用于军费，而且军费还在不断飞涨：边防军费从开元初年的200万贯，暴增到天宝末年的1500万贯。

安史之乱后，藩镇拥兵割据日剧，最终导致唐朝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