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竞争

在中国地理分布上，蒙古高原位于欧亚大陆腹地，这里有三分之二面积属于沙漠，因干旱高寒，只适合游牧经济。从匈奴人、突厥人到蒙古人，他们都活动在这片广阔的区域。

相对而言，东北虽在长城之外，但却和华北一样，处于400毫米降雨线之内，不仅有大片的森林，还有河流密布的平原。这里虽然寒冷，但物产极其丰富，不仅有游牧者，也存在一些古老的渔猎民族和农耕经济。正是这种复杂而多元的经济模式，使东北如同先秦时代的关中一样，能够孕育出一种更完整的征服体系。

因为有农业基础，他们能够很自然地接受汉族官僚体系，这使其能够完成从征服到统治的顺利过渡。

除了元朝，中国历史上其他“征服王朝”基本都发端于东北地区，如鲜卑、契丹、女真，而清朝作为女真人，几乎再次复制了金朝征服中原的历史，而且他们比自己的金朝祖先做得更加成功，因而也最为典型。

正如金朝的创建始于“猛安谋克”，清朝则由八旗制度建立了军事优势。

八旗源自牛录额真。牛录是满语，本义为“大箭”，指由大箭持有者自愿结合的十人围猎群体。努尔哈赤参照金人的猛安谋克制，对牛录进行了改造，每三百人立一牛录额真进行统管，改编后的牛录分别隶属于黄、白、红、蓝四旗，后来又增设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总共分为八旗，由牛录、甲喇、固山等分层统领。八旗制度实现了兵民合一、军政一体，出则为兵，入则为民，以旗统人，亦以旗统兵。这种科层制军事体制增强了女真人的战斗力，为后来征服中原奠定了基础。

皇太极即位后，在满洲八旗之外又增设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蒙古八旗擅长突骑野战，汉军八旗长于攻城和火器。这支多民族的八旗军不仅仅只是会射箭的骑兵，而且能够进行多兵种配合的集团化作战，进可攻，退可守。这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无疑是革命性的。

黄仁宇认为，1368年朱明王朝的成立，在唐帝国发展的背景上看来，实系“大跃退”。明清第三帝国与隋唐第二帝国的根本不同之处，则系其性格“内向”，缺乏竞争性，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小耕农作为国家的基础。

晚明时期，中原地区陷入一场天崩地裂的内乱。东北的女真人乘虚而入，八万满洲铁骑用弓箭一举征服了这个上亿人口的礼教帝国。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将蒙古人变成自己的同盟。这体现了他们极其可怕的组织能力。

努尔哈赤制定的作战原则里，规定弓箭手首先要瞄准敌军头领射击。一旦头领受伤或死亡，就可打击其士气，涣散其组织，从而掌握战斗的主动权。

明军当时虽然拥有大量火器，但早期的加农炮过于笨重，在野战中难以发挥效用。相对而言，游牧军队的机动性太过强大，清军的几次长途奔袭就让明军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此外，游牧民族的复合弓在射程和准确度上并不逊色于火绳枪和其他早期火器，更不用说射击频率了。

火器部队需要完善的后勤补给，在清军也掌握了火器技术后，拥有更好后勤的八旗在面对面、硬碰硬的野战中，基本是胜券在握。

虽然当时弓弩已经受到火器的强烈冲击，但到了以骑射传家的八旗兵手里，这些古老的杀人武器仍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历史惯性，尤其是在野战中，基本上所向披靡。夸张一点说，从清初的平三藩、收台湾、战沙俄、灭准噶尔蒙古等战事，直到1860年的八里桥全军覆没，八旗兵几乎成为弓箭的代名词。

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相仿，因为历史和地理的原因，民族国家非常多。这些国家都很小，论规模，有的国家甚至连中国一个省都比不上。基于相似的宗教信仰和文化认同，欧洲各国既有联合，又有竞争，在许多历史时刻甚至打得你死我活。

欧洲这种“竞赛模式”，如同著名的“鲶鱼效应”，不仅使得各国竞相努力发展，也让欧洲从整体上，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活力。人是需要目标的，国家也是如此，所谓见贤思齐、落后挨打。西方之所以能创造出现代文明，不仅是学习东方，学习邻国和敌国，更重要的是竞争机制下为了求活而不得不为。

相比之下，中国从一开始就位居东亚中心地位，中央帝国既是一种心态，也是一种事实。

对中原王朝来说，虽然也有来自草原和海洋的压力，但在大多数时候，这种压力并不能构成变革的动因。尤其是当草原王朝与中原王朝相安无事或合而为一时，更是沉迷于天下太平、与世无争的盛世美梦。

因为缺乏竞争，中国的发展常常缺乏西方那种压力与动力，甚至在长时间内停滞不前。尤其是在元朝之后，中国在有史以来最大的疆域内实现了“天下一统”，后来的清朝在这方面表现得更是淋漓尽致，因此才有了著名的“停滞的帝国”之说。

美国汉学家墨菲总结说：“中国的历史很容易按照王朝和王朝更迭周期来断代。大多数王朝持续约300年，有些王朝之前有一个短暂而纷乱的皇权创建时期，如秦和隋。新王朝的第一个百年往往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呈现出活力、发展、高效和自信的时期；第二个百年则是维持或巩固第一个百年取得的成果；而在第三个百年，活力和效能开始衰退，腐败增多，盗匪活动和反叛频起，王朝亦终于崩溃。反叛者中会有一个新集团夺得权力，它很少试图改革制度，而仅仅关心自己如何在原制度下管理和统治。”

实际上，中国并不是没有竞争，只是中国的竞争不是西方那种在地理横向上的，而是从时间纵向上，当下王朝与过往王朝进行竞争。对此，杨联陞先生有过专门研究。简单一点说，西方是自己与别人竞争，中国则是自己与自己竞争，今天要比昨天强。

中国的历史传统可以说是这种王朝竞争的产物。一部中国史，也是一部王朝更迭史，每一个王朝都建立在前一个王朝的废墟上，或者说坟墓上。汉承秦制，清承明制，每一个王朝都承接着上一个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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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的建立来自暴力和战争，但政治合法性却来自历史，所以每个王朝新立，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编撰前朝的历史，因此就有了“二十四史”。与其说编撰者想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不如说是为了标榜“本朝”比“前朝”更进步。

换言之，中国的王朝竞争就是以历史的方式展开的。

当年忽必烈南征，大理国虽然名义上已不存在，但作为土官，段氏势力仍然延续至元末。元朝灭亡，段氏试图与中原恢复唐宋时期的藩属关系，明朝征南将军傅有德一口回绝：“大明龙飞淮甸，混一区宇。陋汉、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浅图。

大兵所至，神龙助阵，天地应符。”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唯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在明朝看来，汉、唐、宋、元等等都不值一提。这种竞争到了清代时，更是达到一种极致。康熙皇帝甚至狂妄地宣称：“自古得国之正，莫过本朝。”

在鸦片战争前，人们普遍都相信，清朝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完美、最文明、最富强的王朝，是千古不遇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