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贡贸易

布罗代尔曾说，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出口，一个是草原，另一个是海洋。“西域”和“南海”，自古就是中国对外沟通的两个主要方向。

对中国来说，蒙古征服所建立的大元帝国，象征着草原与海洋第一次实现了统一。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从此都融入为世界的一部分。

为了征服周边一些海洋民族，元帝国初期的海军战舰曾经达到极其庞大的18000艘，其中不少都是原来宋朝军队投降的“战利品”。

宋朝虽然打仗不行，但非常喜欢养兵。南宋灭亡后，蒙古接收了数量极其巨大的宋朝降兵，再加上原来从灭金战争中接收的汉人世侯军队，元朝军队数量之多，堪称当时世界之最。对立足未稳、人口数量少得可怜的蒙古统治者来说，如此数量巨大的异族军队意味着极大的隐患与不安，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反戈一击，将自己赶回草原。

虽然汉军和汉人幕僚为征服南宋立下汗马功劳，但实际上，忽必烈对他们并不信任。尤其是被册封为“江淮大都督”

和“山东行省大都督”的李壇起兵反元，更加重了他对汉军的成见与警惕。为此，忽必烈先后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跨海对日作战。

从很多方面来看，由前宋军和汉军组成的几十万降军所进行的跨海远征，都是有去无回，更像是一种迫不得已的自杀，更准确地说，是一场有预谋的大屠杀，只不过是借日本人之手。一场莫名其妙的“神风”，无数被抛弃的汉军沉入遥远而又冰冷的日本海，消失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痕迹。

蒙古人征服的过程中，日本、安南、朝鲜和爪哇等这些人口只有中国几十分之一的小民族，也同时遭到蒙古军的蹂躏。这些民族小国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安南人甚至将“杀鞑”二字刺在自己身上。

历史如同一个飞去来器，百年轮回。

明军将领朱沐英攻陷云南后，对蒙古人展开报复，甚至更加羞辱地一次性阉割了不少色目人。这些被阉者，有的成为明朝皇室的太监，其中有一个后来名满天下，他就是马三宝。明成祖朱棣认为马姓不能登三宝殿，因此赐他姓“郑”，并改名为和，居四品，钦封“三保太监”。

如果说元帝国是马上得天下，那么明帝国就是船上得天下。

朱元璋军事集团从鄱阳湖水战中崛起，然后以得舟船之利的南京为基地，发起北伐，最终完成统一。

明初洪武时期，张士诚、方国珍等军阀势力与朱元璋争夺天下失败后，“强豪者悉航海，纠岛倭入寇”。“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是为明代锁海之始。《明史》记载：“初，明祖定制，片板不许入海。”

朱棣登基后，针对“缘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下令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永乐二年，“下令禁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

几乎占据整个亚洲的蒙古帝国崩溃以后，连接欧亚东西的水陆贸易遭到严重打击，陆路贸易完全中断。

明朝的反商业海禁政策，使得宋元以来发达的海外贸易迅速衰落。更令“天朝上国”感到颜面无光的是，传统的朝贡贸易也近乎断绝。

朱元璋所创的“奉天承运皇帝”，将华夏帝王定义为上天的代表。封建统治者相信自己承担着天下秩序的神圣责任。与这种地缘政治格局相适应的，就是所谓“万邦来朝”的华夷秩序。洪武三年朱元璋钦定的《太清歌》云：“万国来朝进贡，仰贺圣明主，一统华夷。普天下八方四海，南北东西，托圣德，胜尧王，保护家国太平，天下都归一。”

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就像是涟漪一样，以自己为中心，按照亲疏远近形成一层一层的同心圆。中国传统上是家国一体，国是放大的家，家是缩小的国，因此，这种“差序格局”也可以用来说明中国与天下的整个秩序—

秦汉之后，在类似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中，中原王朝的天下秩序，由内到外，分为几个层面：第一层是大一统王朝直接治理的郡县，如汉人的主要居住区域，即本部十八省；第二层是通过册封、羁縻、土司等制度，间接统治的边疆地区，如明朝时期的西藏、云南和东北；第三层是关系或远或近的朝贡国，如朝鲜、越南、暹罗、琉球等，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化内之地；最后一层则是化外之地，即四周尚未开化与中原王朝对立或没有关系的蛮夷。

在“天下”这个孤立封闭的东方世界体系中，中华帝国自以为是唯一的、没有竞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属内以制夷狄，夷狄属外以奉中国”。中央帝国对藩属的承认，反过来也是藩属对中央权力的承认。朝贡制度便是一种主要的羁縻战略。“羁”即以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来控制非我族类者，“縻”即以经济与物质利益来抚慰他们。

朝贡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保证帝国漫长的边疆和平与秩序。“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番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

从政治角度来说，朝贡体系与其说是一种变相的贸易体系，不如说是一种变相的扩张和统治，正如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史》中所说，进行传播、扩散、赠与，这就是进行统治。说白了，朝贡就是通过“传播、扩散和赠与”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实际上，“就朝廷而言，在这种交往中，政治利益高于经济利益”。

洪武末年，只有琉球、真腊和暹罗三国来朝。朱棣夺位成功，为营造合法性，极为看重朝贡之事，在维持海禁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了对贡舶贸易的激励，“凡外夷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许带方物，官设牙行与民贸易，谓之互市。是有贡船，既有互市，非入贡即不许其互市”。

这种赔钱赚吆喝的“贡舶贸易”，成为“万国来朝”“四夷威服”的形象工程，以“厚往而薄来”对友邦进行利诱和收买。比如一把日本倭刀，走私价仅为1000文，明朝官府的官方交易价却是10000文，足足高出10倍。日本在朝贡中获利良多。嘉靖四年，日本贡使楠叶西忍在收到明朝厚礼后，无限感激地说：“大明乃空前绝后之大善政国家。”

明万历年间来中国传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指出，朝贡完全是封建中国中心论妄自尊大的外在需要—

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鞑靼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

作为历史上维持东亚秩序的重要方式，朝贡模式是以宗主权为核心的区域性关系，是一种政治、经济、文化的混合体系。甚至可以说，这是具有东方特色的，西方世界似乎并没有类似的模式。中华帝国与外国的任何一项贸易都不是为了互惠互利，而是源自前者对后者的仁慈与恩赐。

应当承认，慷慨的朝贡贸易并非一种经济行为，它看重的是政治意义和文化意义。因纽特人有句谚语：“礼物造就奴隶，就像鞭子让狗听话。”慷慨其实就是一种强加的债务。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指出，很多原始部落酋长也非常慷慨，这种慷慨对他人往往构成一种约束和权力。比起战争威胁来，金钱利诱同样有效。

在“请进来”的同时，还嫌不满足的中央帝国进一步“走出去”，去邀请更多的友邦来朝贡我天朝上邦。对于很多没有路费、没有交通条件的友邦，帝国就主动派出使臣“赏赐”友邦。

这就是郑和的政治使命。他的官方身份是明朝四品高级使节—“三宝太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