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幕府

在德川家康出生的那一年，即1543年，一艘失事的葡萄牙商船漂泊到日本的一个小渔村，这就是著名的“种子岛”事件。

日本从葡萄牙人这里得到了枪械和火药的制造技术，使持续百年的战国时代迅速走向尾声，也使日本传统的贵族政治土崩瓦解。

1592年，丰臣秀吉倾举国之兵，发起征服朝鲜和中国的壬辰战争。在一系列海战中，日本舰队不敌李舜臣率领的朝鲜龟甲战船，从而丧失了制海权，使陆军陷入困境。丰臣秀吉临死还念念不忘：“勿使我十万兵为海外鬼！”

毫无悬念，这场火器时代的国际战争以露梁海战而告终，日本大败。

在很长的时间里，东方诸国尤其是朝鲜人、日本人和中国人确实曾经经历过一个来自汉唐的传统，可以称为一个“文化共同体”。但是，从丰臣秀吉侵朝到明清易代之后，文化上的分道扬镳，已经使得几个民族、文化和国家之间渐行渐远，使得各自通过对方，看到了彼此细微却深刻的不同。

德川幕府将日本带入长达200多年的闭关锁国时代。

在此期间，传教士和天主教遭到残酷镇压和清洗，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毫不留情地赶出日本，只有专注贸易的荷兰人和中国人得以在长崎港的出岛暂居，且受到严厉甚至屈辱的管制。这一孤立主义政策同时严禁日本人出国，也禁止制造大船和对外贸易。

作为一个岛屿国家，日本并未像英国一样对海洋世界进行冒险和探索。从文化上，德川时代的日本似乎更接近于大陆国家而非海洋国家。

按照“文明的生态史观”，日本与中国江南较为相似。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自然屏障造成的季风影响，中国从西南地区沿着长江一直到江南一带，形成相似的自然生态，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日本列岛实际上也受到这股季风的影响，其植被呈现出类似的特点，如竹子、茶树等，其文化也不例外。

但海洋的隔绝，使日本的文明开化要晚于位于大陆的中国，因而一衣带水的日本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虽然中日同样深受儒家文化濡染，但在近世的几个世纪中，中国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统治之下，相比之下，日本并无类似的经历。

中国在宋朝和明朝先后覆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铁蹄之下，两度出现了大规模的难民潮。这些江南地区的帝国遗民跨海移民日本，使中华文化进一步融入日本文化。

海洋对于中国和日本，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记忆。

在倭寇之前，中国几乎从未遭遇海上威胁，倭寇加剧了中国对海洋的恐惧和对贸易的排斥。相对而言，忽必烈时期的中国第一次跨海征服日本遭到惨败，丰臣秀吉的日本第一次跨海征服中国同样遭遇惨败，结束战国纷争的日本之所以选择自闭，含有铸剑为犁、休养生息的意味，甚至连火器也一概禁绝。天主教的盛行对天皇神权构成挑战，这成为锁国制度最根本的原因。

中国几次锁国高潮都是为东南海盗之患所迫。与中国相比，日本的闭关锁国制度要多一些主动。德川幕府为了表示闭关的决心，甚至将葡萄牙外交使团集体斩首，葡萄牙人只好彻底死心。在两个多世纪里，荷兰人长期被限制在长崎港口小小的出岛上，这个岛宽82步，长236步。

中国的智者老子认为，所谓理想的世界就是“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然而世易时移，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华帝国也罢，日本幕府也罢，它们的自闭，并不能改变人类世界发展和开放的大趋势。

19世纪成为欧洲的世纪，占世界20人口的欧洲，控制了70的世界贸易，而被哥伦布发现的美洲则成为一个放大版的新欧洲，南美人说着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北美人说着英语。

大清天朝遭遇到鸦片和战争的羞辱后不久，风帆时代就已经落幕，海洋世界进入一个工业化的蒸汽-钢铁时代，从而引发了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贸易革命和军事革命。

1807 年，美国人富尔顿建造的“克莱蒙特”号轮船，在哈得孙河上逆流而上，取得了轮船航行的首次成功。

“克莱蒙特”号以钢铁为新型造船材料，以蒸汽机为新的动力系统，开创了造船史的新纪元。“克莱蒙特”号标志了帆船时代的结束，汽船时代的开始。

1819年，美国制造的世界第一艘蒸汽驱动的邮船“萨凡纳”号，经过26天，成功跨越大西洋。1843年，美国海军“普林斯顿”号蒸汽船下水，这是世界第一艘螺旋桨战舰。

蒸汽时代的来临，使人类摆脱了对季风的依赖，海洋似乎突然间缩小了一半。工业革命造就了现代，也造就了美国，不到百年时光，它就已经羽翼丰满。

沉迷自闭的东方世界对工业革命几乎一无所知，虽然日本也对清朝在鸦片战争的遭遇感到震惊，但绝没有想到这个噩梦很快就降临到了自己的头上。

曾经担任清国驻日使馆参赞的黄遵宪写有一首《樱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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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平以来二百年，不闻鼙鼓闻管弦。

呼作花王齐下拜，至夸神国尊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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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毒雾海漫漫，我自闭关眠不动。

一朝轮舶炮声来，惊破看花众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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