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苏受宠（4）

虽然王明刚到苏联时米夫的地位还没有如此显赫，但后者中山大学副校长的身份和雄辩的理论才华对王明还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米夫讲授的列宁主义课程也成了王明最感兴趣的课程。

与王明同在俄文班而且还同桌学习的庄东晓，叙述了王明当时的表现：“每逢上列宁主义课，他总是争着第一个发言。看他紧张的面颊青筋暴出，口水四溅。为了避免王明的口水溅到我的脸上，他发言时我只得把脸扭转一边，侧背而座。因为我的座位是固定同王明坐在一张桌子上的，他的每次发言成了我的灾难。好在上其他课，他就不出声了。为什么呢？因为列宁主义的主讲人是该校校长——米夫。”

王明在列宁主义课的积极表现博得了米夫的好感，但在当时也仅此而已。王明真正引起米夫的重视，是从王明参加关于“旅莫支部”的大辩论以后开始的。

中山大学开办以后，学生中的中共党员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旅莫支部”的负责人是从法国“旅欧支部”转来的任卓宣。

任卓宣，这位后来成了三青团中央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反共“斗士”，台湾的《政治评论》杂志在为其九十大寿而发表的《任卓宣先生的学术思想与风范》一文中认为：“其著述之勤，写作之多，读者之广，影响之大，在现代中国学术界，可说无人能出其右。”“以有关阐述三民主义与批判马列主义两项而言，无论量与质方面，也没有人能超越于他。”任卓宣著有《三民主义概论》《毛泽东思想批判》《马克思主义批判》《道统新论》等书，被台湾称为“学术界尖兵，思想战线的斗士”。

任卓宣是1926年回国后被捕叛变的。可在当时，他以参加了1922年6月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的老资格而担任了“旅莫支部”的负责人。

“旅莫支部”成立之后，担负起了领导中山大学广大党团员的任务。可是，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实行官僚主义、家长制的领导方法，忽视中山大学不同于法国勤工俭学的特点，照搬“旅欧支部”工作的经验，认为同学们到中山大学来的主要任务不是读书，不是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而是来改造思想、触及灵魂的。因此，他主张要开展“战斗生活”，党员之间要互相揭发，互相批判，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不能放过。

“旅莫支部”这种轻视以至反对党员理论学习和文化学习、把支部工作局限于生活琐事、开展无原则党内斗争的错误做法，违背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制度，脱离了中山大学的实际情况，干扰了正常的学习生活，必然遭到广大党团员的反对，普遍的不满情绪在广大党团员中间持续高涨。终于在1926年春天的一次党员大会上，绝大多数党员都对“旅莫支部”脱离实际的工作指导方针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了猛烈批评，与支部负责人任卓宣展开了辩论。

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的王明，自然对“旅莫支部”的错误做法表示不满。在讨论会上，王明一马当先，与任卓宣展开了辩论。能言善辩的王明“紧紧抓住大家要读书和反对开检讨会的共同心理，开始同任卓宣辩论。他讲得有条有理，富有煽动性。当年在火车上是个木头，如今成了能说会道的雄辩家。他露出了锋芒，显出了才华，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后来就选他当了学生公社的主席”。

在关于“旅莫支部”问题的讨论会上，最后由参加会议的校长拉狄克作了长篇讲话。拉狄克在讲话中对“旅莫支部”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在讲话结束时，宣布解散“旅莫支部”。

“旅莫支部”的做法失去了大多数党团员的支持，存在了半年左右就被解散了，王明却在这场辩论中初露锋芒，也引起了米夫的重视。在1926年9月初举行的中山大学学生组织学生公社改选大会上，王明一跃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1927年回国担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马骏，当时当选为学生公社的秘书。

中山大学的学生公社相当于今天的校学生会，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在中山大学第一期的三百多名学生中，有俞秀松、马骏这样的中共早期党员；也有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国内时就有一定名望的学者；还有邓小平、傅钟这些曾到欧洲勤工俭学的学生。王明能够在入学一年后就成为学生公社的主席，也确实表明他得到了米夫的重视和有一定的才能。

如果说王明在反对“旅莫支部”的错误中只是初露锋芒，那么，担任学生公社主席，则为王明的崛起提供了可能。虽然这个群众组织的首领并不是党内职务，但它却为王明扩大在校内的影响特别是与校方的接近提供了便利条件。

当不久后王明成了米夫的翻译时，这位当时在国内还默默无闻的党员，便开始踏上了进军中共最高领导权力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