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苏受宠（5）

米夫的翻译

1927年1月，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以联共宣传家代表团团长身份来华。代表团成员有库秋莫夫、卡列尼扬、搿更、拉斯诺夫以及米夫的妻子，随团翻译是潘家辰、刘少文、严家骏和王明。其中王明的主要任务是为米夫做翻译。

王明跟随米夫和代表团先乘火车到达海参崴，然后又由海参崴乘船，于3月到达广州。

在即将到达广东时，王明在船上作了七律一首，表达回到祖国的心情：

革命心雄藐险危，海洋绕道一船飞。

不因风浪迷趋向，又有磁针辨旨归。

封帝勾连狼狈恶，中苏联合海山摧。

烟波浩渺无涯际，遥见广东笼翠微。

当时，北伐战争第一阶段已取得胜利，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了武汉三镇，全国工农运动迅猛发展，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风暴正处于巅峰。这一切使离开祖国一年多的王明感到兴奋。不过，王明已不是一年前那个哭着吵着要求去苏联留学的青年，已经是“克劳白夫”——苏联共产党一方代表团团长的翻译了。

王明到达广州后，遇到了“三农”时的老同学王逸常。王逸常由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政治部秘书。王明问他：“你以前想学军事，现在达到目的了吧！”王逸常也很知趣地回答：“你以前想搞革命，现在也达到目的了吧！”

王明去苏留学的目的达到了，而且成了中山大学的骨干分子。但在王明的理想中，去苏留学只是手段，在政治上的更大成功才是奋斗的目的。现在的成就对他来说才仅仅是开端。

王明陪同米夫和代表团到达广州时，国民政府已迁都武汉。他们一行先来到上海，后又转到了武汉。

到武汉后，王明跟着米夫工作和活动了较长一段时间。米夫夫妇住在一位德国人罗德太太在汉口开的一家公寓里。米夫在武汉的主要任务，一是帮助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二是筹办中共中央党校。王明既当翻译又帮助米夫做其他工作。

1927年三四月间，老同学桂尊秋曾在武汉市国民党党部门口巧遇王明，他们多年不见，畅谈了一番。

1927年4月12日，风云突变，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于4月27日在武昌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没有解决当时面临的迫切问题，仍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

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党的五大，这也是王明第一次以工作人员身份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五大闭幕后，王明又来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当了两个月的秘书长。

据宋侃夫回忆说：“我和王明在一起工作过，时间大约是1927年上半年，即6月份前后。我和王明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王明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我是宣传部干事。王明是跟米夫从苏联回来的，实际上他在给米夫当翻译。当时宣传部部长由蔡和森兼任，没有副部长。宣传部当时在汉口和春马路，后来搬到中山大街，在友谊街附近。王明这时活动多，到处讲话，作报告。”

同时，王明还兼任《向导》的编辑。

据王明自己说，1927年6月16日，他和米夫曾同陈独秀在武汉中共中央驻地进行过一次谈话，“当时的话题是，为什么不让共产党员当县长”，而在这次谈话中陈独秀对其“二次革命论”作了最具体、最清楚的论述。

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王明开始按照在苏联了解的共产国际有关政策对中国革命进行评论。

1927年6月8日，他以“绍禹”的笔名在《向导》第5集第197期发表了回国以来的第一篇文章：《英俄断绝国交问题》。如果把共产国际当时的政策和这篇文章论述的内容联系起来考察就不难看出，王明在开始公开阐述他的政治见解时，就毫无保留地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奉为了绝对准则。

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提出：“世界政治中一切事变都围绕着一个中心点。这个中心点就是世界资产阶级反对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当时共产国际之所以把保卫苏联当作各国党的中心任务，在于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帝国主义发动的侵苏战争即将开始。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在反对战争危险中的任务》中提出：“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正在酝酿成熟。世界各地都是剑拔弩张，大有—触即发之势。”作出这种判断的因素之一，就是英国保守党政府宣布与苏联断绝外交和商务关系。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特殊环境，使王明对于苏联的政策和共产国际的决议有着比在国内工作的同志更为详细的了解。他在《英俄断绝国交问题》一文中提出：“全世界黑暗势力的首领——英国资产阶级——正式宣布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救星——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断绝商业和外交关系，这一问题值得全世界人们的注意——尤其是值得革命的中国民众注意；因为它直接关联着世界革命的命运。”文章还认为，英俄绝交必然带来世界大战的危险，这是“武装进攻苏联第一个信号”。

虽然王明此时的论述与他后来反复阐述的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时的认识相比还不够“深刻”，但在中国大革命尚未失败、土地革命战争还未兴起时就能如此地论述保卫苏联的意义，在当时还是很“出色”的。

1927年6月15日，王明以“绍禹”的名字，在《向导》第5集第198期发表了《中国革命前途与革命领导权问题》。此文认为，蒋介石集团的叛变说明了资产阶级的反动，“南京国民党右派政府和武汉国民党左派政府，从它们的政府成分、一切政纲和一切行动看来，显然是两个不同阶级性的东西”，武汉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权。王明的这种观点也正是当时共产国际对于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基本认识。时隔一个月后的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证明了这种认识的幼稚和危害。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前，王明随同米夫和代表团由武汉返回苏联，于8月初到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