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留苏受宠（6）

王明教条宗派的形成

1925年至1927年，中国的大革命曾在共产国际指导和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得到迅猛发展。但是，由于当时的同盟军国民党内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先后叛变了革命，由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由于陈独秀右倾错误主张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结果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失败。

王明同米夫及其代表团，正是在大革命失败前夕离开中国返回苏联的。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不去认真总结指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而是把罪责全都推到陈独秀身上，认为大革命失败是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理论水平低、领导能力不强且又不能坚决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结果。因此，他们认为，迫切需要培养出一批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忠于共产国际路线、完全听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其实，他们所要求的这种人，并不是真正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人，也不是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人，而是只能背诵马克思主义词句、硬搬俄国模式、俯首听命共产国际指挥的教条主义者。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之所以重视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因为它是一所为中国革命培养政治理论骨干的学校，而且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它实际上成了一所“高级党校”。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力图通过这所“高级党校”，培养出一批服从共产国际指挥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来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这个任务是由升任了中山大学校长的米夫来承担的。

而米夫能够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尽了一臂之力。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被解除了校长职务，由教务长阿古尔接替拉狄克任代理校长职务。

当时中山大学支部局书记是谢德尼可夫。阿古尔和谢德尼可夫之间由于在学校工作等问题上各执己见，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又各有一批支持者，从而形成了以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和以谢德尼可夫为首的“党务派”，两派经常发生争论。

中山大学第一期学生中，俞秀松、周达文、董亦湘等在学生中素有声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曾经参加了教务处的一些工作；而第一期学生中的张闻天、沈泽民等在同学中也较有影响，他们曾经参加了支部局的一些工作。所以，一些中国学生也被卷入了这场“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

“党务派”和“教务派”在1927年6月底的学期总结会议上，就教务和党务工作等问题相互指责，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一连开了七天，争论双方也互不妥协。放暑假后，学生们都去莫斯科近郊的塔拉索夫卡休养地休假，在这里，卷入“党务派”和“教务派”之争的学生们仍然争论不休。

恰在此时，米夫和王明回到了中山大学。了解到“党务派”和“教务派”难解难分的争论，王明认识到这是控制中山大学权力的天赐良机。于是，王明向米夫献上了一箭双雕的妙计：首先应把没有卷入两派之争的“第三势力”争取过来作为自己的力量，然后联合“党务派”反对“教务派”，这样既可以掌握“党务派”，又可以打垮“教务派”，从而全面夺取中山大学的权力。

米夫采纳了王明的建议并取得了成功，搞垮了阿古尔为首的教务派。米夫由此正式升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明也因“献计有功”，“成了米夫言听计从的座上客，在米夫的家里也挂起了王明的相片来”。

杨尚昆也回忆说：“王明随米夫回校后，在群众面前夸夸其谈。周达文、俞秀松等瞧不起他，认为王明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验，就是乱吹。王明向米夫献策：掌握‘第三势力’，联合支部局派，打击教务派。结果，支部局派取得胜利，米夫升为中山大学校长，不久，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从此，王明成为米夫的心腹，他拉住张闻天、沈泽民等一起，受到共产国际的赏识。博古和我是同班同学，当时还没有机会和他们接近，算不上核心人物。”

王明协助米夫控制了中山大学的权力，使中山大学里的斗争出现了一个转折点。从1927年下半年起，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步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宗派。他们在米夫的支持下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中山大学的纷争，从此也主要转入了广大党团员反对王明教条宗派的斗争。

1927年9月，中山大学首期学生毕业。伍修权和朱瑞等一批同学毕业后分别进入了莫斯科步兵学校和莫斯科克拉尔炮兵军官学校学习；俞秀松、周达文等一部分同学于11月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等一部分同学留校任教和做翻译工作，并参加了学校支部局的一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