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台掌权（15）

米夫接着插话说，前面已有18个人发言，相信不会再有新的意见发表。他强调会议必须在晚上10点钟结束，不能再延长下去，便要求讨论一定要在晚上7点半结束。但米夫刚讲完，又有十几个人要求发言。米夫等只得限制他们每人发言不超过5分钟。然后，米夫提出停止讨论，由他作结论。

米夫的结论共讲了五个问题，主要是：

1.批评“立三路线”。

米夫强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右倾”，“是用‘左’倾的词句遮盖了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米夫特别批评了李立三反对共产国际，对“共产国际采用叛徒所用的言辞”，还擅自决定搞世界暴动。并提出：共产国际所以批评李立三，“并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热血的革命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盲动主义的英雄——一个披着冒险主义外套的颓丧的小资产阶级”，“是最无耻的机会主义与最卑鄙的悲观主义”。

2.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

米夫说他们这是“一手拿着立三路线，一手拿着国际路线”，“一方面向共产国际行鞠躬礼，另一方面向立三主义行鞠躬礼。这样行鞠躬礼的时候，将国际路线推到立三路线后面去了”。“这是政治局同志应当负责的，尤其是秋白同志”。他对其他犯调和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则表现了原谅态度，说：“谁没有错误？如果有错误的应当出去，党里全没有人了。”向忠发等“是工人同志，他们虽有错误，我们现在决不让他们滚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们，看他们是否在工作中纠正自己的错误。如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3.称赞王明等人。

米夫说他们是反对“立三路线”和反对三中全会调和路线的，而且“他们是坚决地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证明他们把莫斯科所学习的东西应用出来，“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他把王明等树立为中共党内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代表，为王明等人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制造舆论。

4.批判何孟雄等人。

何孟雄在与米夫等的谈话中，曾提出“右倾不是主要危险”的问题。因此，米夫在结论中点名批判了何孟雄，说：“他在与我的谈话中说现在没有右倾，因为有国际来信的保证。不管他是有意无意的，但这是错误的，是放松了右倾……这不是站在国际路线来反对立三路线的。”

米夫对罗章龙等人坚持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也进行了批评。

5.提出要改造党的领导机关。

强调要容许一些中央领导人留在岗位上改正错误，再引进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干部和工人到党的领导机构中。

六届四中全会的争论在最后选举时达到了高潮。

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补选的中央委员和改组的政治局名单，是由米夫在会前拟定、以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在补选中央委员和改选政治局名单中，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王明等五人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

但这份名单一公布，就遭到罗章龙、余飞、史文彬等人的反对。接着，韩连会提出了另一份政治局候选人名单。他们是：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顾顺章、王克全、韩连会、唐宏经、徐炳根、许畏三、蒋云等。

史文彬另提出一个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刘成章、吴雨铭、李震瀛、袁乃祥、孟宪章等等。

由于争执不下，最后付诸表决。

本来不少与会代表不同意王明当选政治局委员，何孟雄在会上要求中央说明王明被捕与暴露秘密机关一事。但是，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强调这是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提出的名单，被称为国际名单。按照国际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加上韩连会、史文彬提出的候选人名单对原中央领导人采取打倒一切的态度，为多数人所难以接受。所以，表决结果，国际名单以多数票通过。

罗章龙表示不参加表决，要退出会场，被人拉住。袁乃祥气得拍案咆哮，吵闹会场，而被通知退出。

六届四中全会最后的选举结果是：

王明、沈泽民、夏曦、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曾炳春九人当选为新的中央委员，原中央委员罗迈、贺昌二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王明、陈郁、任弼时、刘少奇、王克全五人分别当选新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李立三、瞿秋白、罗迈退出政治局。

这样，原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既是中央委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不久，他又成为政治局常委。虽然此时在名义上向忠发依然是中央政治局主席、政治局常委会主席，但实际上王明已掌握了党的最高领导权。共产国际扶植王明上台的目的终于实现。

由于会议争论激烈，打乱了原定议程，使得米夫起草好的《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没来得及讨论通过，只得选出王明等五人组成修改决议案委员会，会后进行修改。

六届四中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匆匆结束的。

王明上台是米夫在中国党内导演的一幕闹剧，而米夫却把这看作是自己的一部杰作，他得意扬扬地说：“反对半托洛茨基主义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在陈绍禹领导下，在党的上海支部开始了。为了正确路线而进行的斗争相当成功，陈绍禹同志把全党最优秀的力量团结到自己身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和最有才华的领导人陈绍禹与党的其他领导人如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沈泽民和陈原道一起两面作战，使列宁、斯大林主张的正确路线，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得到了承认。”

六届四中全会也得到共产国际执委的充分肯定。1931年8月通过的《共产国际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中说：“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满意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四次扩大会议，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中，击退了右的分裂派和取消派的进攻，坚决打击了李立三同志的半托洛茨基立场及对这立场调和的态度……四中全会，使中共在继续布尔塞维克化的道路上向前进了一大步，它纠正了政治路线和刷新了党的领导，同时开始了党全部工作中的转变，去实际地和彻底地解决摆在党面前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专门对王明路线以及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评价：“1931年1月，党在这些以陈绍禹同志为首的‘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从各方面进行压迫的情势下……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作用，其结果就是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创了共产国际代表粗暴干涉中国党内事务的恶劣先例，也开创了我党历史上违背党章和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先例，激化了党内矛盾，引起了党的纠纷和混乱，加剧了党内斗争与分裂，从而为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统治中央达四年之久开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