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台掌权（16）

发起“反右倾”斗争

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不择手段地保举王明上台，压制与打击与会者的不同意见，破坏了党内民主生活，违背了党章和组织原则，激化了党内矛盾，所以会后党内出现了一场反六届四中全会的浪潮。

六届四中全会结束不久，首先由海总党团发表了反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接着，全总党团、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苏准会全体工作人员、济总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沪中区委等都先后发表了反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或声明书。

出席六届四中全会的罗章龙、何孟雄等16位代表，对米夫在会上采取欺骗手段和高压政策十分气愤。在罗章龙的带领下，他们于会议闭会次日，即1月8日，召开了一个“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许畏三、王凤飞、陈郁、史文彬、韩连会、张金保、袁乃祥、萧道德、徐兰芝、邱泮林、沈先定、李震瀛等人出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其中明确提出：“四中全会的结果，政治上是调和主义的继续，我们认为不是国际路线而是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并且米夫自己站在派别观念上故意制造派别，造成党的纠纷。”“四中全会是助长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发展，是比三中全会更可耻的会议，实际上阻碍了国际路线的正确执行及反立三路线运动的进行，因此，我们应站在国际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立即推翻他的全部决议，向共产国际建议立即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米夫，并号召全党同志为召集自下而上的紧急会议而奋斗，要求国际正确的代表领导坚决反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成立临时中央，主持全国紧急会议，解决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迫切问题。只有在紧急会议中产生新的中央，由他召集和主持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才能保证第七次大会的真正胜利。”

这次会议随后又发出《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指责米夫和“中央包办四中全会的行为，是污辱了党的光荣历史，是比三中全会更糟糕的会议。四中全会是拒绝了同志的提议，是抹杀党员群众的意见，保障着三中全会及其后的补充决议、第九十六号通告的错误，是用委派命令制度，造成立三派调和派自己的多数。四中全会是专为巩固立三路线调和主义领导而召集的”。

由此，在党内掀起了一场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浪潮。

米夫原以为，他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保举王明上台之后，问题就会解决。但没料到，六届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就掀起了一股反对浪潮。为了扑灭这场刚刚燃起的反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的火焰，米夫和王明一方面利用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控制局势，一方面对党内的不同意见者进行压制和打击。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之后，米夫和中共中央就立刻向共产国际作了报告。在六届四中全会闭幕20天后，中共中央的决议上就写上了“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的字样。在中共中央2月22日正式致电共产国际关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报告中，更直接阐述了王明等人的“功绩”和四中全会的“意义”。

1931年1月13日，在六届四中全会闭幕后的第六天，米夫和其他国际代表亲自召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开会。米夫在会上除讲一些同六届四中全会上相同内容的话外，主要是吹捧王明，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很高马列主义水平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百分之百能够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同时要求大家放弃反王明上台的活动，支持六届四中全会。

米夫的讲演并没有引起积极的反应，罗章龙同所有与会者均表示不同意米夫的意见，并希望他把这些不同的意见带到共产国际。

由于会上发生了严重分歧，没有达到米夫预期的目的，于是，他们在会上宣布，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和王明上台，就是反对共产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到处分，甚至开除党籍。

六届四中全会的新中央和王明更认为：“四中全会是在国际路线下，在国际代表领导之下而为国际所批准召集的。四中全会的结果，又已为共产国际所承认。所以，反四中全会即是反党反国际的。”为此，他们对党内任何反六届四中全会的倾向都坚决斗争，而且不惜进行严厉的组织制裁。

六届四中全会闭幕不久，1月20日，中共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一月十七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公开点名批判了罗章龙、何孟雄等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右倾机会主义公开向党进攻”，并号召全党“坚决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并决定进行组织惩处。他们首先宣布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在全总的工作，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工联的工作，要求他们公开承认错误，“绝对地服从四中全会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一切决定”。

1931年1月23日和24日，《红旗》报接连发表《四中扩大会议的意义》和《反对右倾》的社论，号召“全党同志，应当起来坚决反对右倾，反对分裂党，为执行国际路线而斗争”。接着，中共中央又发布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报告大纲》，在全党发动了一场“反右倾”的斗争。

在王明和中央发动“反右倾”运动之后，罗章龙等人和一些组织仍没有放弃反六届四中全会的活动。于是，王明等人利用中央权力，对他们采取高压政策和组织制裁：凡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团、工会等各种组织一律实行改组与重建；对所有反对六届四中全会的党员立即停止发放生活费，开除党籍。

1931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王克全同志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王凤飞同志中央委员等问题决议案》，后来陆续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王克全、王凤飞、史文彬、唐宏经、韩连会、沈先定等开除党籍。

各省、市，各区委也纷纷开除李震瀛、吴雨铭、张全刃、蔡博真、钱静安、鲁铁成等人的党籍。

1931年2月13日，上海沪中区委会议作出决定，将蔡博真、彭泽湘、王福环、徐松明、小刘、王伯堂、周舫、小张、丘队影、刘建等11人开除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