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的推进

池 田：在以敦煌艺术为媒介，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在日本举办了敦煌艺术展。在东京和京都，总计有十几万人参观了展览，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对于当时的反响，常先生现在回想起来有什么感想呢？

常书鸿：1958年敦煌艺术在日本首次展出时，中日两国还没有恢复正常的邦交关系。我们是应日本前首相片山哲先生、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中岛健藏会长、每日新闻社和高岛屋百货公司的邀请前去的，敦煌艺术展览在高岛屋百货公司和京都的博物馆内举行。东京展览开始是在1957年12月末，记得当时是圣诞节。

敦煌展的代表团成员除了我，还有日文版月刊《人民中国》总编辑康大川、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李承仙，以及对外文化委员会的崔太山等3人。

我们于12月21日到达东京。到达后接到通知，得悉运送展品的船只在来日途中遇到台风，须到12月31日才能抵达。

为此，日本方面很是着急。因为高岛屋百货公司已将第8层的会场空了出来，广告也已贴出，说将在圣诞节开展。如果不按时开展，高岛屋百货公司方面会遭受巨大的损失，没有办法，我们只好将高岛屋8层的展览会场先借给了别人。

作为敦煌展览的会场，在12月31日下午6时才给空了出来。我们为了元旦的首次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展览品是在12月31日到达东京的，当时大概是正午。随后，我们马上投入了准备工作。从开始到结束，只有半天时间，我们必须在31日下午6时到深夜零时的6个小时内全部准备完毕。那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尽管准备工作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但大家还是愉快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当时敦煌艺术展览的准备配置工作的情景，到今天仍然历历在目。

当时我们中日双方的百名工作人员是在李承仙的总指挥下进行作业的。我和李承仙都不懂日语，李承仙预料到这样一个接一个紧密相连的配置作业仅靠一两位翻译是不够的，因此，她在用色彩将各时代加以区分的同时，用120的缩图明确了所有展品的安放位置。

在开箱后交递、检查展览品的过程中，她马上将安置的壁画在确定好的挂轴上贴好标签。当时没有一个人闲着，并且没有一点喘息的工夫，各种组合工作都是静静地进行的。我们用了5个小时40分钟完成了整个布置任务。也就是说，我们提前20分钟完成了全部展览品的布置准备工作。

我们和日本友人从高岛屋出来，一行10人在静寂的大街上并肩走着，然后进入一家小店吃过年荞麦面，当时，正值元旦的钟声遥遥传来。

这时，日本友人才说他们起初真担心李承仙这样一位30多岁的妇女无法在短短的6个小时内制订计划、指挥行动，并完成这种复杂的展览品安置工作。

接着他们说，中国的妇女真是了不起啊！这里，还有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情。当时举办敦煌艺术展览会的时候，参观者特别多，人们在门前摆起了一字长蛇阵，有时需要等上两个小时才能买到票入场。日本友人告诉我，敦煌艺术展用的这个会场以前曾举办过美国摄影展，那时吹口哨、起哄的什么都有，整个会场嘈杂万分。可这次敦煌艺术展览会非常安静，只能听到会场内人们移动时在地板上发出的嚓嚓脚步声。

并且，有一位年长的老教授来排队看展览，排在前面的一个年轻学生将自己的位置让给老教授，请他先入场，而自己却再一次排队，等两个小时去看展览。一位年老的日本友人这样说：“敦煌艺术展览给我们带来了文明。”

池 田：通过文化财富、艺术品的展出来介绍各国的文化，具有很大的意义。我也正是基于良好的文化交流使得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和信赖，才努力从事这些活动至今天的，并且还创立了美术馆。

其一是静冈县的富士美术馆，它是于1973年建成的。1975年，我们在这里举办过“鲁迅和中国版画展”，展出了因鲁迅指导的版画运动而产生的木版画和有关鲁迅的各种资料等，约400件。同年，举办了苏联特列嘉柯夫美术馆、普希金美术馆的名画展览。1983年举办了“现代中国书画展”，同年秋天，东京的富士美术馆开馆。

作为开馆纪念展览，我们举办了“近代法国绘画展”，展出了罗浮宫等法国八大美术馆所藏的作品。人们欣赏了库尔贝的《蒲鲁东肖像》、格罗的《拿破仑在阿尔科》，还有德拉克洛瓦、华托、弗拉戈纳尔等大家的名作。我想在这里展出的可能有常先生青年时代在法国见到过的值得纪念的作品。

1985年举办了“中国敦煌展”；1987年正值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和富士美术馆创立15周年，作为纪念展我们举办了“中国历代女性像展”，在贵国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的协助下，展出了贵国的国宝级文物。

此外，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举办过“光荣的18世纪法国名画展”、被公认为是法国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第一项正式活动的“法国革命和浪漫主义展”、“黄金的17世纪法兰德斯绘画展”、泰国普密蓬国王陛下的“特别摄影展”、“英国王室礼服展”、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特别重宝展”、“西洋绘画名作展”和“哥伦比亚大黄金展”等。

这些只是第一步。只要我们开辟了通向世界的道路，我相信爱好和平的青年就一定会拓宽它、延伸它。

常书鸿：广泛的文化交流，使人与人之间心息相通，增进相互理解。正如中日两国战后一样，人们备尝战争的苦酒后，相互宽容，互相理解，超越少数激进反动势力的妨害，朝着永久和平的方向奋勇前进才是最重要的。

我已是高龄的人，已经不可能有太多贡献了。但是，通过孩子们不断的努力，我坚信地球上建立世界大道的理想一定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