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周总理的回忆（1）

常书鸿：我听说池田先生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会见的最后一位日本人。您能谈一下对周总理的印象吗？

池 田：我见到周恩来总理是在1974年12月5日夜，那是我第二次访问中国的时候，地点在北京市内的一家医院里。我记得当时是10点左右。

周总理不顾病魔缠身，特意到大门口迎接我。他笑容可掬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他那精悍、能透视对方心理但又十分慈爱的眼神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在这以前同美国的基辛格博士会见时也谈到过这个问题。我首先感到的是他作为“人民的总理”，受到人民的信赖和爱慕的高贵的人品，以及体验过长征和众多磨难后担负国家重任的坚强的人格。我与周总理这是第一次见面，10年前曾听别人说，周总理指示当时中日友好协会的孙平化副秘书长要重视创价学会并与它联系交流。1964年，通过友人我收到了周总理的口信，并且也听说曾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政治家松村谦三先生、高碕达之助先生，作家吉佐和子女士等与周总理也有联系和交往。

实际见面时我发现，他有一双透视历史发展、高瞻远瞩并能洞察别人微妙心理活动的眼睛。我深深地感到他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他属于那种既拥有巨大的吸引力，又能细心体察对方的人。他性格爽朗，还让人有一种强烈的信赖感，这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常书鸿：会见时相互间谈了些什么呢？

池 田：一是周总理希望尽快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对于这个条约，在同周总理会见前我也一直主张应尽快缔结。当时中日战争结束后已经过了14世纪，而中日邦交关系却没有确立，不幸的状态一直持续着。我想，为了那些与战争无关的青年，为了两国的人民，这种不正常的关系必须改变。因此，我主张日本应排除一切困难与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至于条约的名称，主要是出于不再有战争、向往和平，以使两国万代友好的愿望，还考虑到亚洲及世界的和平、稳定，由此，我认为，“和平友好条约”最为恰当。于是，在1969年6月的《圣教新闻》上，我提出了缔结友好条约的主张。

5年后，我得到周总理希望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消息，我深感时代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我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那句话：“我是50年前在樱花盛开的季节从日本回国的。”

我可以感觉到周总理年轻时在日本留学对日本所产生的亲切感。我对周总理说：“樱花开的时候，请您再次访日吧！”周总理说：“我有这个愿望，但恐怕实现不了。”

可能是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身体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实现这个愿望。实际上，会见后1年多，我便听到了关于他逝世的令人痛心的噩耗。

我为了纪念周总理，在创价大学校园里，让日本学生和中国的留学生一起栽了一棵樱花树。我想把这位曾留学日本、经历过中日战争、战后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费尽心血的先辈的事迹讲给日本的学生们，使它流传百世。这棵树取名为“周樱”，它每年都会绽放出无数美丽的花朵。

周总理曾对我说：“20世纪最后的25年对于世界和平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让我们站在相互平等的立场上，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吧！”现在距离21世纪还有十几年的时间，我决心为了使生长在新世纪的人们能够享受和平繁荣的生活，能够平等互惠、和平友好地发展下去而竭尽全力去奋斗。

常书鸿：我本人也与总理见过几次面。1951年，周总理参观当时在北京举行的敦煌文物展览会时说的那些话我将永志不忘。他说：“我们无论有多少困难也不要泄气，一定要尽最大的努力去保护敦煌。”他的这句话成了我行动的指南。

池 田：那时先生同周总理的对话，我在常先生的著作中也读到了。周总理对艺术有很深的理解。他曾强调过保护和研究敦煌宝贵的民族艺术遗产，是非常重要的。他还指出“推陈出新”的重要性，并强调“我们一定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保护这些古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