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帝时代的“与民休息”政策
征和二年，太子自杀之后，继任者的选择成为年迈的武帝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时武帝还有四个儿子，其中三个儿子已经成年，分别是燕王刘旦、广陵王刘胥、昌邑王刘髆，另外还有一个几岁的小儿子刘弗陵。武帝对三个成年的儿子都不满意。刘胥喜欢玩乐，还有与野兽搏斗的嗜好，实在不成体统。征和三年，李广利与丞相刘屈氂扶持刘髆的密谋败露，刘屈氂被处死，李广利投降匈奴。后元元年，刘髆意外死亡，很多学者推测是武帝授意处死了刘髆。同年，刘旦派使者觐见武帝，愿去长安侍奉武帝。武帝认为刘旦显然是觊觎帝位，十分恼怒，杀掉使者，还削夺燕国三县的封地。最后，武帝决定立刘弗陵为太子，但刘弗陵毕竟年幼，武帝必须有所准备。
武帝首先想到刘弗陵的母亲赵婕妤。赵婕妤正值壮年，武帝担心赵婕妤会重演汉初吕后专政的历史，于是找借口将她处死。此外，武帝对即位初年外戚窦氏、田氏专权的场景也记忆犹新。对于赵婕妤的兄弟，武帝也不予重用，断绝了赵氏干政的可能。赵氏势力的排除，意味着武帝只能在朝臣中选择辅佐刘弗陵的人选。为此，武帝颇费了一番思量。经过深思熟虑，武帝挑选了三个顾命大臣：霍光、金日磾、上官桀。
霍光是骠骑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年少时因为霍去病的举荐而入宫为郎，在武帝身边服侍。霍光为人谨小慎微，举止言行也非常得体。武帝性情复杂，身边之人常因小错而获罪杀头，霍光在武帝身边服侍二十余年而未有过失，武帝认为霍光做事稳妥，可以独当一面。武帝看重霍光还有一个原因，霍光属于卫氏外戚。武帝在位初年，卫青、霍去病等卫氏外戚曾给予武帝很大帮助，但在巫蛊之祸中，卫氏几乎被满门抄斩。后来武帝意识到卫氏是无辜的，深有悔意，而身边的卫氏族人只剩下霍光，所以霍光得到重用，等于是对错杀卫氏一门的一种补偿。
金日磾本来是匈奴休屠王子。元狩二年，浑邪王率部降汉，休屠王不肯就范，被浑邪王杀害。汉廷将休屠王家属罚没为奴，年仅十几岁的金日磾被发配到皇宫养马。金日磾相貌伟岸，工作尽职尽责，逐渐被提拔为光禄大夫。与霍光一样，金日做事也非常谨慎，未有过失。后元元年，大臣马何罗图谋行刺武帝，潜入寝宫，被金日磾发现，将马何罗生擒，使武帝成功脱险。至此武帝对金日磾更为宠信，其地位不亚于霍光。
上官桀原本是武帝身边的护卫人员，因为武力过人、忠心耿耿而得到武帝赏识，后来被安排跟随李广利出征大宛，获取军功而被任命为少府，武帝末年为太仆。《汉书》没有为上官桀立传，关于他早年的事迹十分模糊，这主要是因为上官桀后来涉入燕王谋反事件而被霍光诛杀。从武帝的重视程度来看，上官桀一定也是处事妥当之人，所以才会被委以重任。
后元二年，武帝临终之前，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组成以三人为核心的内朝机构，主管新皇帝的生活起居和全国军事。外朝以丞相田千秋为首，另提拔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继续发挥其卓越的理财才能。经过这样的安排，中枢权力圈形成了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为核心的决策层和以田千秋、桑弘羊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层。而在内朝中，又以霍光为首辅，这意味着在武帝崩逝以后，霍光将成为汉朝最具权势的人，为此武帝特地命人画了一幅周公背负周成王召见诸侯的画像送给霍光，暗示其责任重大。
二月，武帝驾崩，结束了其长达五十五年的执政生涯。年仅八岁的刘弗陵即位，是为汉昭帝。武帝晚年已经为新皇帝确立了新的施政方针，那就是结束对外征伐，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让社会归于安定。武帝在临终前留给刘弗陵的遗诏中，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昭帝即位后，以霍光为首的顾命大臣们贯彻了武帝的遗志，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新皇帝即位的第一年春天，顾命大臣们安排年幼的刘弗陵举行隆重的亲耕仪式，其用意在于向全天下展示皇帝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朝廷颁布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汉书·昭帝纪》充斥着各种减免赋税的记载，简直就是一本朝廷减税的账簿。汉代百姓主要承担田租、口赋和其他杂税，昭帝时期这三种税收都有不同程度的减免。
昭帝始元二年，朝廷下令减免全国的田租，这是自文帝前元十三年以来，第二次免除全国田租。始元六年，朝廷“令民得以律占租”，规定地方政府只能按照律令规定的数额征收田租，不得随意增收。
口赋是汉代百姓最沉重的负担，也是朝廷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元凤四年，朝廷宣布不再征收当年及来年的口赋，也就是减免了两年口赋。元平元年，朝廷再次决定减征口赋，让百官商议，最后商定当年百姓只交七成口赋。汉代的口赋是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百姓缴纳口赋，需要先变卖农业收成，这就给商人盘剥提供了机会，变相增加了百姓负担。元凤二年，朝廷下令全国百姓可以用粮食来缴纳口赋；元凤六年，朝廷又下令在京畿推行这一政策，这一举措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昭帝时期，朝廷还减免了很多杂税。元凤二年，朝廷下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马口钱”是根据百姓拥有的牲畜数量征收的税钱，属于财产税的一种。元凤四年，朝廷又下令，元凤三年以前百姓拖欠政府的“逋更赋”一笔勾销，不再催缴。武帝时期，出于战争需要，向百姓征收养马钱。始元四年，昭帝下令取消这项税收，以后用皇家马苑的马匹来补充军马。
朝廷停止了对外征伐，百姓的兵役负担大大减轻。对于徭役，同样有所减免。元凤元年，朝廷下令减漕粮三百万石，元凤三年又下令来年停止漕运，这样百姓就可以不必为承担漕运而出徭役。元平元年，朝廷再度下令免除当年百姓的外徭。徭役的减免，使百姓可以安心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执政者并不满足于大幅减免赋役。始元六年，在霍光的授意下，朝廷开始商议是否保留盐铁专卖制度。盐铁专卖制度是武帝为了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而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盐铁专卖虽然使国家税收增加了，却严重侵害了百姓的利益，所以废除盐铁专卖制度，是符合“与民休息”方针的。当然，霍光推动“盐铁会议”还有打击政敌的意图，但如果能够撼动盐铁专卖制度，无疑会使百姓得到更大的实惠。
御史大夫桑弘羊是盐铁专卖制度的缔造者，决心誓死捍卫这项制度。他联合了丞相田千秋，共同抵制霍光废除盐铁专卖制度的动议。在前一年，霍光以昭帝的名义，发布征召贤良、文学之士的诏书，从全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之士中精选了六十人，组成一支论辩团队。始元六年二月，这支团队隆重登场，与桑弘羊、田千秋等朝臣举行了激烈的论辩。贤良、文学之士阐述了盐铁专卖制度对民间生产的破坏，桑弘羊则予以针锋相对的答辩。双方的论辩激烈精彩，且富于文采，再加上详尽阐述了汉朝某些政治理念，因此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宣帝初年，桓宽将盐铁会议双方论辩的观点整理成书，这就是流传至今的《盐铁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激烈论辩，最后双方商定，盐铁专营继续保留，而废除酒业专营。虽然盐铁专卖制度得到保留，但辩论已经严重动摇了这项制度存在的基础，日后盐铁专卖制度能够彻底废除，盐铁会议的作用功不可没。
在霍光等人的努力下，社会生产得到恢复，社会秩序也渐趋稳定。《汉书·食货志》记载，武帝末年为躲避赋役而流散于山林的流民在昭帝时代逐渐返回乡里，田野尽是繁荣劳作的景象，百姓们重新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时的汉朝似乎又回到了文景时期的平和景象，在霍光的领导下，国家成功摆脱了武帝末年的社会危机，政治经济发展重新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