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门阀与经学世家的崛起
西汉末年，地方豪强兼并土地、蓄养奴婢的现象十分突出，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也是地主豪强出身，又获得南阳、河北豪强的支持，因而对地方豪强采取笼络政策，对兼并土地、掠买奴婢的做法持默许态度。光武帝至和帝时期，皇帝能够有效控制国家行政运作，国家权力对地主势力可以起到制约作用。特别是当时的地方官员较为勤政，他们采取种种措施抑制地方豪强，鼓励生产，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并减少。因此在东汉初年，地方豪强对国家的危害作用尚不明显。
安帝以后，皇帝多为孩童，朝廷大权被外戚和宦官轮番掌控，双方为了争夺宫廷控制权，展开了惨烈的政治斗争。朝廷无暇顾及地方事务，而地方官员大多由权贵亲信担任。这些权贵亲信并无治国安邦的理想，只知道利用手中的职权谋取私利。地主豪强抓住地方官员的心理，给予各种好处，使地方官员转变为他们的“保护伞”。地方豪强失去了国家的约束，开始疯狂地攫取社会资源和财富，势力极度膨胀。
东汉中后期，豪强地主对土地的占有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拥有上千顷土地的地主豪强比比皆是。甚至出现公侯封地不及富户豪强的现象，当时很多官员提到豪强地主“富过公侯”“富拟封君”，呼吁朝廷加以限制。不仅兼并土地的规模不断扩大，豪强占有奴婢数量也大大超越了前代。仲长统提到，地方豪强的奴婢数以千计，为豪强地主提供各种服务，简直是宫廷的微缩，令很多官员自叹不如。那些破产的平民被迫自卖于豪强，沦为奴婢，那些没有破产的平民也无法摆脱豪强的控制，只能依附豪强，寻求庇护，形成所谓的“附户”。到了东汉末年，这些附户已完全从属于豪强，他们听命于豪强的驱使，演变为“部曲”，与豪强形成了实际上的主仆关系。
坐拥千亩良田、千百奴婢的豪强，生活极度奢侈。他们修建起一座座规模宏大的田庄。大田庄内有豪华的庐舍宅楼，宅院周边池陂广布、树木成林，有奴婢耕种良田、饲养牲畜。大田庄外则是附户、部曲，他们依附于田庄，为田庄提供劳役和服务。豪强田庄与周围的附户形成了一个对内紧密相连、对外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史学界把这种经济类型称为庄园经济。庄园经济也成为东汉时代特有的经济现象。
东汉的庄园经济极为发达，不仅有农业、畜牧业，一些大庄园还有独立的手工作坊，如酿酒、染织等场所，甚至还修建有教育机构和娱乐设施，经济和文化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东汉时期的士人称豪强地主的大庄园“闭门成市”“有求必给”，如同一个个独立的“王国”。这种壮观奢华的庄园景象，不仅见于文献的记载，还生动地保留在汉代的画像砖和墓室壁画中，令后人深感惊叹。
豪强地主为了保护庄园，秘密组建私属武装。最初，这种武装主要由奴婢承担，职责是警卫守备、看家护院。但是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国家管制能力的削弱以及社会治安的恶化，豪强地主开始公开组建武装。武装人员由庄园周边的附户和部曲担当，由豪强提供武器，加以训练，形成守护庄园的小型军队。黄巾起义爆发后，很多豪强在原有私属武装的基础上招募流民，组建成军队。三国时期的很多地方割据势力，就是由这种地主军队发展而来的。
西汉时期的豪强地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常常选择收买地方官员，让地方官员做保护伞。到了东汉时代，地主豪强已经不满足于获取官员的保护，而是极力争取加入官僚队伍，通过官僚化的途径来维护家族利益。东汉时期，郡守、县令由朝廷派置，而郡府县衙的属吏则由郡守、县令自行选任。因为豪强地主在地方具有很大影响，豪强子弟往往成为郡守、县令的选任对象。久而久之，豪强地主与地方官员结成稳固的政治联盟，郡守和县令在向朝廷推举孝廉时，优先考虑豪强子弟，地主豪强势力由此渗透进官僚体制。东汉中后期，官员选拔越来越看重士人的声名，而地方评议是士人获取声名的主要途径。豪强地主利用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掌控地方评议，为自家子弟积累声名，使其顺利进入仕途。到了东汉末年，地方豪强掌控了地方官场，由此发展成为垄断地方政治、经济的大门阀。东汉末年，全国各地都有这类大门阀，他们拥有规模庞大的庄园，编练有私人武装，掌控着地方官场，成为牢不可破的地方利益集团。最后连朝廷派置的郡守、县令也无法管理地方事务，只能把政务交给地方门阀处理。桓帝时期位居“八顾”的名士范滂，是汝南郡征羌县的门阀，在当地很有势力。朝廷任命宗资为汝南太守，宗资到任后，把郡务全部交给范滂打理。桓帝任命的南阳太守成缙，无法掌控地方事务，只能委托当地门阀岑晊出面协调。当时社会流传着“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弘农成缙但坐啸”的歌谣。像这样太守赴任委政于当地门阀的事例还有很多，门阀实际已经成为掌控地方政治的实权人物。魏晋时代的门阀政治以及“郡望”的出现都可以追溯到东汉时代的地方门阀。
东汉中后期的地方政务基本由地方门阀把持，而中央官场则逐渐由经学世家垄断。东汉时期儒学极为兴盛，儒学修养是官员选任的重要依据。而那些累世传经的经学世家由于牢牢掌控着经学传习的主导地位，更容易被朝廷征召为公卿。经学世家在入朝为官的同时，还开设学馆传授弟子，弟子上自皇室官僚，下至州郡士人，人数多达数千。这些弟子一旦入门受业，就与经师结成师生关系，成为“门生”。经师凭借门生扩大声名，门生则借助经师的威望交际于官场，双方互利互惠。而当经师成为三公后，又拥有了征辟权，可以征召士人为吏。如果是被征召做地方州牧郡守，又与下属官员形成领属关系，这些被征召的士人和属吏就成为经师的“故吏”。故吏依附、效忠于主官，主官则提携、包庇故吏，双方拉拢援引，结成一种私恩关系。故吏、门生与经学世家的私恩关系十分牢固，当经师去世后，甚至有故吏、门生服丧守孝。现在存留下来的东汉石碑，大多数是故吏、门生纪念经师共同出资竖立，如著名的“杨震碑”，在碑阴刻有故吏之名一百三十四人，足见经师社会关系的广泛。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学世家与故吏和门生结成牢固的政治联盟，经学世家在故吏、门生的拥护下，牢牢控制着中央朝政，累世居朝为公卿。如弘农杨震秉承家学传授欧阳《尚书》，后又官至太尉，朝中遍布故吏、门生。从杨震以后，杨家连续三代位至三公，成为关西最显赫的经学世家。又如世传《易》学的汝南袁氏，四世中居三公的有五人，号称“门生故吏遍天下”。这些经学世家世代垄断朝廷公卿之位，形成稳定的政治集团。东汉末年，朝廷濒临崩溃，这些以经学世家为主导的政治集团迅速脱离朝廷，凭借长年积累的政治影响，在故吏、门生的拥护下，转变为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末年割据河北的袁绍集团和割据淮南的袁术集团，便是由经学世家演变而成的地方割据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