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梁宋（1）

天宝三载三月，在长安做了一年多供奉翰林的李白，由于傲岸不羁的性格得罪了权贵，玄宗也认为他“非廊庙器”，于是赐金放还。四月，李白经过东都洛阳时与杜甫初逢，两位大诗人一见之下互相倾倒，遂结为莫逆之交。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回忆这段往事时说：

乞归优诏许，遇我宿心亲。未负幽栖志，兼全宠辱身。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

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提到李杜两大诗人初逢时饱含深情地说：

写到这里，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我们再逼紧我们的想象，譬如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

我们现在看唐诗王国中的李白与杜甫，确实就如太阳与月亮一样，两人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两位大诗人的初次相会因此也就具有了激动人心的特殊意义，假如盛唐两位最伟大的诗人真的在茫茫人海中擦肩而过，那将会留下何等的遗憾！相信唐诗史将会因此黯然失色！所以，“诗仙”与“诗圣”的这次相遇，我们怎么欢欣鼓舞都不为过。然而倘若我们回到历史现场中去，就会发现李杜两位诗人当时的地位是完全不对等的。李白不仅比杜甫年长十一岁，而且早已是名满天下的大诗人，曾蒙玄宗召见，还有御手调羹、贵妃捧砚、力士脱靴等种种传闻，而杜甫那时还只是一个初出茅庐、未曾入仕的青年，名气和地位都远逊于李白。但年龄的差距、地位的悬殊并未阻碍两位诗人心灵相通，对诗歌的热爱让两人都确认对方是自己平生少有的知音。不过相对而言，还是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大一些。因为李白在供职长安期间，目睹了玄宗的昏聩腐朽、宫廷生活的糜烂、权贵的倾轧争夺，他对社会认识的深度要远超杜甫，李白离京后所作的《行路难三首》表现了他对黑暗腐朽现实的极端厌弃之情，这时李白的思想已经由积极入世转变为消极避世，他试图通过求仙访道来摆脱对现实的失望与自身的苦闷。杜甫虽然对宫廷的黑暗腐朽还没李白认识得那么透彻，但两年来在东都的生活使他对社会的黑暗已经有所了解，达官贵人们在洛阳大肆营建私第，担任宰相的李林甫为巩固权势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冤案，朝臣们皆噤若寒蝉、容身保位，已无直言敢谏之士，杜甫对这些都曾耳闻目睹。因此当李白向他尽情倾吐自己在长安的见闻和感受后，杜甫也将自己在东都的生活感受用诗歌的形式向李白诉说，《赠李白》云：

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野人对膻腥，蔬食常不饱。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苦乏大药资，山林迹如扫。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

朱门大户，顿顿鱼肉，杜甫宁愿食粗茶淡饭，也不愿染上恶俗之气，如今连大诗人李白都被权贵赶出了长安，杜甫也表示要随他一同去梁宋采拾瑶草了。很难想象若未遇见李白，杜甫的人生轨迹将会是怎样的，也许他会在天宝三载就西入长安寻求建功立业的机会了吧，但恰巧遇见了赐金还山的李白，得知了不少闻所未闻的骇人内幕，这无疑给杜甫的从政热情降了不少温，于是他不由自主地追随李白踏上了寻仙访道之路，因为只要有自己崇拜的大诗人李白引路，无论是去哪里，杜甫都愿意陪同，而他那建功立业之心看来是暂时搁置了。杜甫在这年由于结识李白明显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从中可见其对李白的崇敬。然而李杜二人虽相约梁宋之游，却未能立即成行，可能是因为天宝三载五月，杜甫的继祖母卢氏卒于陈留郡之私第，八月归葬偃师，杜甫回家处理祖母的丧事，又为祖母撰写墓志，这都需要一些时间，这样一来，李杜二人约好的梁宋之游一直延宕到这年夏天才真正开始。在这段时间，李白从洛阳去陈留拜访了采访大使李彦允，陈留即汴州，今河南开封，这里距离洛阳和偃师都不算远，因此李杜二人联络十分方便。

天宝三载夏，李白、杜甫二人携手同游梁宋。梁，即今河南开封；宋，即今河南商丘。当时梁宋非常繁华，人口稠密，商贾云集，人们崇尚侠义。梁孝王在商丘城东建有东苑，又称兔园，方圆达三百里，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等皆为梁孝王之座上客。园内还有春秋时师旷吹乐之台，因梁孝王常按歌于此，故又称吹台，在今河南开封东南，又名繁台。当李白、杜甫漫游至宋中时，恰好遇见寓居于此的高适。李白、杜甫、高适这三位唐代最杰出的诗人在此相会，他们一起在宋中游历，成为我国文学史上让人称羡的一段佳话，清代王士 在《池北偶谈》中云：“每思高、岑、杜辈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辈同登吹台，一时大敌，旗鼓相当，恨不厕身其间，为执鞭弭之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