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造物之奇（2）

推动人类进行地理探索的因素从单纯的冒险演变为政治征服，乃至宗教扩张和对永生的追求。公元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到达了印度河及沿阿富汗-巴基斯坦边界的山脉。数个世纪后，恺撒大帝将罗马的范围扩大到地中海—“我们的海”—之外的区域，并为降服北欧游牧部落而进行了地理和政治上的征服。罗马不仅要扩大地理统治区域，还希望提升它作为人类优秀文明的统治地位。在中国秦朝时期，秦始皇派方士徐福东渡以寻找长生不老药。据记载，约为公元75年至85年的大希律王统治时期，一个孩子出生在犹太，众多探索者和冒险家为他而来。无论是为了追随天空中的星星还是被称为“圣杯”的圣物，众多崇高的基督教战士成为圣殿骑士，前往耶路撒冷保护宗教遗迹。随着一种文明的消失和新文明的出现与发展，我们的探索动机也随之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对新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一样。

人们之所以发现了曾被称为“新大陆”的地方，是因为“上帝、金子和荣耀”的驱使而非科学追求。欧洲大国广泛资助冒险的年代被称为“大发现时代”而非“探索时代”，因为人类实际上只是偶然地，由于大自然纯粹的丰富性，才在经过鲜为人知的西行路线前往亚洲的途中来到了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对这片土地的发现也是对各种自然财富的发现，从矿石、宝石、金属到动植物，一切都超出人们的想象。开启这些发现的人有三个明确的目标，而且这三个目标与随后几个世纪的科学探索相去甚远。首先，他们要占领土地以便扩大国家的地理疆域。这引发了一场地理探索，导致了土地的分割和在飞地领土上插上国旗的竞赛。土地可以落入任何人之手，没有什么能阻止大国扩张领土的欲望。探索成为扩大地图的竞赛，而不是去真正了解其中的内容。那是士兵的年代而非科学家的年代，而且发生了许多可笑的事情，例如1500年对格陵兰岛的发现：当葡萄牙探险家加斯帕·克尔特-雷阿尔到达格陵兰岛时，他选择不下船。他相信自己已经通过西北的航道到达了亚洲，根据协定，这条路是为葡萄牙所拥有的。他马上调头以最快的速度返回葡萄牙，以便记录自己的发现。一年后他再次向北航行，发现了拉布拉多和纽芬兰。他的航行是为了以国王和国家的名义扩大版图记录，而非在冰冻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正如演员、喜剧家艾迪·伊扎德所说：“我们巧妙地用国旗偷走了一些国家，只要环游世界，往这里、那里插上一面旗帜就行了。”幸运的是，今天我们没在月球上四处插旗。在太空中，我们有尊严地抛弃了帝国主义制图学。

冒险者们继续记录地理信息；而科学家也加入旅程，开始其观察之旅与探险任务，希望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依据。小猎犬号上的5年航行让达尔文在发表日记后成为著名的地质学家和受欢迎的作家。他的旅行日记详细介绍了他的发现以及对野生动植物和化石的分类，这为自然选择论奠定了基础。19世纪，欧洲大国为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而在世界各地进行征服与扩张，科学家们伴其左右，希望能将物品和动物标本带回博物馆。观察之旅使许多科学家成为冒险家和探索者。在了解了世界的主要地理面貌后，对生命的研究和观察成为进行科学考察的勇士们的目标。这些旅行能带来某一学科的新知识，但十分艰苦且通常路途遥远，需要旅行者消耗极大的体力、克服种种困难，在数千千米的荒凉土地上跋涉。虽然交通已逐渐便捷，而且探险队能为种种挑战做到更完善的准备，但科学家们仍不得不面对一无所获者的嫉妒，有时甚至会名誉受损，连成果也遭到轻视或嘲笑。德国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是泛大陆概念—认为地球各大洲曾经是一整块大陆—的提出者之一。他为此曾四次前往格陵兰岛，并在最后一次旅行中，在从岛内返回海岸时丧命。科学家们除了在实验室中开展对自然组成要素的开拓性研究，还为其他次级学科—如海洋学、植物学和古生物学等—跋山涉水。他们在海平面以下探索，成为首批潜水者；在装备不足的条件下攀登高峰和山脉，成为战士或是偏远而危险土地上的冒险者。20世纪，探索终于成为一项任务，它不仅需要科学劳动，还需要极大的创造力、勇气和极强的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