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天下浩劫 文明视角下的明清换代（2）

1642年，开封被李自成围城的时候，亲历开封守城的白愚在其著作《汴围湿襟录》中，记录了开封城内人口的保甲统计。这个数字肯定是准确的，因为涉及城防安全和粮食分配，而且统计范围也很清楚，就在城墙范围内，此时城外的居民也跑进来了。最终统计数据是“王府、乡绅、士民概得十万余户，每户约十丁口，统计得百万余”。很显然，明末开封人口超过了100万。而且这还是明末北方农民大起义爆发10多年以后的数据，鼎盛时期人口数量只会更多。开封在明朝并不算是很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心，用今天的话来说，也就是个二线城市，跟临清、济南在一个水平线上。

此外，府城、州城的人口数当在10万至50万之间，县城人口在2万到10万之间。就府城而言，以赣州为例，康熙《赣州府志》称：“赣当明季户籍十万八千，丙戌十月城破，存者三千户。”也就是说赣州在明末有10.8万户，被清军屠城以后只剩3000户。按每户5人算，明末赣州有50多万人，被屠杀后还剩1万多人。拉达在《出使福建记》中记录说：“泉州城有五万多人户，不包括那些住在城郊的，城郊多而大。”即泉州在城墙内生活的人就有约25万，城郊还有大量人口。

就县城而言，山东济宁明末人口就在10万以上。崇祯元年，湖北荆州公安县一场大火就烧掉了5000多间房子，若按每户5口人计算，受灾人口在2.5万以上。这只是一场局部大火，并没有毁掉大部分城区，所以公安县县城人口必然在5万以上。而公安县只是一个偏僻的普通县城，不是区域商业或交通中心。

嘉靖三十五年，陕西华阴县地震，死亡人数统计出来，有名有姓的竟然超过了83万，创造了人类历史上地震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纪录。陕西在明朝属于边境地区，人口相对江南地区来说比较稀少。一场大地震，死亡约百万人，可见当时中国人口密度之高。

此外，当时还有很多乡村集镇。这些集镇在沿海地区，因为手工业发达也聚集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江西景德镇就聚集了数万制作瓷器的工人。

明朝有1138个县，若县城平均人口为3万，就有约3500万城镇人口；府城140个，州城193个，人口平均二三十万，就有约8000万人口；省城13个，平均人口100多万，加上南北两京人口共400多万，就是2000来万人。再算上数以千计的小乡镇和人口数量庞大的商业手工业集镇，明末中国城镇人口超过1.5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可能达到2亿。

再看农业人口。根据明朝典籍《沈氏农书》和《补农书》中的数据，嘉兴、湖州地区一位常年雇工可耕种稻田8亩，同时再负责管理桑田4亩，一个人可耕作的土地是12亩。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提到，在松江地区西边平坦的土地上，一对夫妇利用水车等工具，可以种植25亩地，若勤劳肯吃苦，可以耕作30亩地；但东边是丘陵地形，耕作、施肥、引水都非常麻烦，一对夫妇就只能种植5亩地了。全国各地平原耕地和山地上耕地的比例不太好说，若简单取算术平均数，则为÷2=17.5亩。

一般来说，平整的耕地往往用于种粮食，坡耕地则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即使考虑平地种粮、山地种桑的特点，人均可以多种点地，全国平均下来，一对夫妻耕作20亩地应该是上限。再参考“一个常年雇工可以耕种稻8亩，桑田4亩”——雇工应该是男性，耕种能力更强，女性耕种数量较少，主要起辅助作用，则男女平均每人可耕种约10亩地——男性12亩、女性8亩，不会更高了。明朝12亿多亩的耕地，就需要1.2亿的劳动力。

古代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大致是50，另外一半就是1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50岁以上的老人。1.2亿劳动力，大约就对应2.4亿的总人口。

但明朝的城镇人口中“流民”居多，也就是没有城镇户口、从农村进城务工的农民。“流民”必然以青壮年为主，老弱更多地会留在农村，所以农村人口中老弱的比例会更高一些。这样算来，农村人口2.5亿肯定是有的。

把2.5亿农业人口和1.5亿城镇人口相加，也有4亿人。

总体而言，我们用多种方法进行估算，明末人口数量都应该在4亿左右。基本逻辑是：明朝初年有7000万人，经过200多年的和平发展，如果前期按照北宋和民国的人口增长速度增长，达到一定程度后放缓，可以轻松超过4亿；再看土地产量，养活4亿人口很轻松；再看城市人口数量，各种一手资料的抽样调查，可以支持4亿人口的推论。4亿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清楚。至于官方统计的人口为什么会大大低于4亿，也有合理的解释。这一估计是合理的，没有夸大。相反，如果低于4亿，反而会跟很多史料矛盾，无法自圆其说。

当然，尽管有如此详尽的分析，很多读者可能暂时仍然难以同意明末人口达到4亿的观点。从古代史料中得到总人口的可靠数据，确实也十分困难。即使不认同明末人口有4亿，较为权威的《中国人口史》也得出了明末人口达到2亿的结论，由此推算，明清换代也至少带来了1亿人口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