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明悲歌 阶级局限与必亡的命运（4）

忠贞余响：堵胤锡之死与忠贞营的败落

湖南既失，不久又传来江西省会南昌被清军攻破的消息。忠贞营和堵胤锡部救援江西的使命自然无法完成，进退失据，在清军的追击中损失惨重，只能分头撤退进入广西。本地军阀和南明政权的官员认为他们是来抢地盘的，不仅拒绝提供帮助，还发兵攻击。忠贞营受到重创，在广西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最终再次回到四川湖北交界处的夔东山区，以游击作战的方式坚持抗清，史称“夔东十三家”，一直到康熙年间才被清军扑灭，是坚持到最后的南明抗清武装。但因为力量薄弱，并未能对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李成栋“反正”以后，永历皇帝朱由榔决定回到当年宣布监国的广东肇庆，将自己置于李成栋的庇护之下。这个危在旦夕的小朝廷一天也没有忘记搞党争。广西军政势力因为拥立朱由榔称帝有功，称“西勋”，代表人物是庆国公陈邦傅和内阁大学士、前广西巡抚瞿式耜；李成栋在广东这边的势力称“东勋”，代表人物是李成栋和他的义子李元胤。在“西勋”内部又分为两派，瞿式耜代表的一部分小军阀地盘受到大军阀陈邦傅威胁，因此他又经常与“东勋”联合起来打压陈邦傅。

这几派人物彼此钩心斗角，又都把一心抗清的堵胤锡视为威胁。堵胤锡所带领的残部是南明正牌政府军，竟然也遭到沿途军阀的袭击。他进入广西，就被广西军阀攻击；进入广东，就被广东军阀攻击，损失惨重，带着残兵败将回到肇庆。

朱由榔倒是很信任堵胤锡，让他入阁辅政。但皇帝本人就没有实权，内阁辅政说话就更没有人听。堵胤锡不断被以“丢失湖南”等罪名弹劾，深感自己难以在朝廷立足，自请再次带兵北上抗清。朱由榔知道留他在身边于事无补，加封他为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总督直省军务等一大堆高级头衔，派他出征。但跟当年朱聿键派黄道周出征一样，朝廷没法给堵胤锡一两银子。各路军阀都拒绝派兵，只有忠贞营残部的刘国昌愿意跟随。

1649年十一月，堵胤锡因心力交瘁，死于征途。

堵胤锡死后，刘国昌带兵退回广东，再次被本地军阀势力袭击，被迫进入广东山区。后来广东沦陷，他还以打游击的方式继续抗清。但也跟“夔东十三家”一样，无法对大局产生任何影响。

忠贞营将士们的爱国热情和抗争精神令人敬佩。他们的抗清斗争，为明末农民起义增添了值得自豪的一笔。但他们终究还是失败了，其主要教训就是在李自成死后没有建立起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跟南明政权的联合中放弃了太多的独立性。围攻长沙时，让撤退就撤退，让调往江西就调往江西。他们被堵胤锡个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却看不到背后整个南明政权的反动本质。最后的结果就是，十几万很有战斗力的军队分散作战，给南明政府军当炮灰。清军打过来的时候，政府军先跑；进攻的时候，政府军先去抢功劳；撤退的时候，地方军阀还要袭击他们。这种情况下，忠贞营的快速败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革命战争中，外部势力趁火打劫的情况随时可能发生。当内外部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时候，革命者一方面要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积极与曾经的敌人联合；一方面又绝不应该忽视隐患，那就是反动势力一刻也不会忘记消灭革命力量，因此决不能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应该加强内部团结，建立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执行自己的战略路线，对待反动势力要坚持以斗争求团结，实现双方在战略上的积极配合，绝不是无条件服从。

假封秦王：大西军联合南明抗清的曲折传奇

李自成的大顺军力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后，另一支农民起义军开始在舞台上出现了。

大西军余部自张献忠死后，从四川撤退进入云南，并且推举出了新的领导人孙可望。在孙可望带领下，大西军在云南休整了近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孙可望也没闲着，主要是搞根据地建设，扫荡了云贵地区的小军阀，委派地方官员，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行政系统，开科取士、鼓励开荒、招兵买马等。经过两年的建设，大西政权对云南地区的统治已经十分稳固，社会安定，兵精粮足，农业生产迅速发展。

一切准备完善，孙可望决定带兵北上，参与全国抗清的大业。当时孙可望的身份是盟主，还没有称王称帝。出于策略考虑，他决定承认南明皇帝的“正统地位”，请求永历帝朱由榔加封他为秦王——张献忠是从秦地也就是陕西地区造反出身的，在成都称帝之前，曾经自称秦王。孙可望希望以此封号来取代张献忠在大西军中的权威领导地位。

张献忠有四个义子，老大孙可望、老二李定国、老三刘文秀、老四艾能奇。其中，李定国和刘文秀分别拥有一支势力强劲的嫡系队伍，独立性较强，称“西府”和“南府”。孙可望老大的地位不够稳固。他一方面觉得，南明皇帝的旗号可以用于号召其他抗清力量；一方面也觉得从南明皇帝那里获得一个爵位，可以名正言顺地节制李定国和刘文秀。

1649年，孙可望派出亲信杨畏知等人前往广东，于四月初六到达肇庆，请封秦王。

这对永历朝廷来说是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此时清军已经重新占领了江西、湖南，何腾蛟被清军俘杀，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自杀，李成栋亲自北上与清军作战，在一个多月前战死，情况十分危急。突然冒出来一支有钱、有粮、有地盘的生力军，愿意拥护南明朝廷共同抗清，简直就是救命稻草，南明应该不顾一切地紧紧抓住才是。

但朝廷重臣和地方军阀却不这么看。李成栋的义子李元胤害怕大西军加入政权后影响他对皇帝的控制力，指示其控制的傀儡大臣上书，力主“可望贼也，不可以封”。贵州军阀担心大西军抗清需要经过他们的地盘，害怕丢失地盘，也力主不可封。忠于皇帝的文官们则拿出祖制，声称明朝祖制就是异姓不能封王，孙可望是反贼头子，当然就更不能破例。

朝臣当中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封王，但数量不多又没有实权，无力改变局面。杨畏知一看，封秦王肯定没戏了，就建议朝廷封孙可望为“大西王”之类的两字王——一字王是亲王、两字王是郡王，虽然低了一级，但好歹是个王爵，他们也好回去交差。于是朝廷又对这个建议继续展开热烈讨论……

就这样，在清军四处扫荡反清势力的局势下，南明政府为了孙可望的头衔问题争论了好几个月。最后，朝廷决定，只给孙可望封一个公爵，给李定国和刘文秀封侯爵。而且还使了个阴招，就是声称等将来谁抗清有功之后再封王爵，也就是故意挑拨孙可望与李定国、刘文秀的关系，将来谁功劳大谁就封王。

杨畏知无可奈何，带着封公爵的诏书垂头丧气地往回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