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南明悲歌 阶级局限与必亡的命运（7）

两蹶名王：战略性的胜利曙光

大西军进攻湖南的消息刚一传到北京，清廷就极为重视，决定派遣主力分兵两路发动反攻。一路由吴三桂带领，从陕西汉中进入四川，攻击刘文秀部；一路由满洲理政亲王尼堪带领，南下湖南进攻李定国部，同时密令沈永忠退守岳阳保留实力，等待援军。

吴三桂进入四川后，迅速攻击占领了成都、重庆等地。但等到刘文秀集结完成发动反攻，吴三桂兵力过度分散的毛病就暴露出来了，不断被刘文秀击败。吴三桂见势不妙，放弃成都、重庆，全部收缩到四川北边的保宁府固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通过退守的方式集中兵力，同时可以诱敌深入，在距离敌人补给线比较远的地方寻求战略决战。

刘文秀不知是计，在连续打了多个胜仗以后对局势的判断过于乐观，没有想到清军主力还基本保持完整，战斗力很强，贸然决定全面包围保宁府，试图一举全歼入川清军。

史学家顾诚在《南明史》中认为，此时刘文秀的最佳策略是暂缓进攻，转而安心经营成都、重庆等地，同时派小股部队不断袭击骚扰清军从汉中到保宁府的后勤补给线。成都平原沃野千里，多年来因为战火而荒芜，一旦经营妥当，可以作为反攻中原的后勤保障基地。保宁府地方无法供养五六万清军主力，一旦补给线受到威胁，时间长了之后吴三桂只能选择退回陕西。

这个见解是正确的。即便刘文秀要坚持进攻，也应该以把清军赶出四川为目标，攻城的时候集中力量攻其一侧，留出北边的口子，逼迫清军北逃，而不是追求围城歼灭。因为双方的兵力差不多，清军以逸待劳，围城决战显然对大西军不利。

大西军完成对保宁府的包围以后就开始攻城，果然伤亡惨重。清军被困城中，无路可逃，只能决一死战，集中力量从南门出击，一举击溃大西军。然后乘胜追击，夺取了四川全境。大西军损失过半，余部在刘文秀带领下回到云南。孙可望对此大为不满，借机解除了刘文秀的兵权，将他调离昆明，发往外地闲住。

与此同时，李定国部也和救援湖南的清军接上了火。

由亲王尼堪带领的数万大军以满蒙士兵为主，是清军绝对的主力。尽管有孔有德败亡的教训在前，他们还是没有将农民起义军放在眼里。李定国见尼堪进入湖南后快速推进，毫无停留休整之意，知他必定有轻敌之心，于是故意示弱，不断放弃州县，并通过小规模的溃败来诱敌深入，在湖南南部的衡州府附近集中全部兵力布下埋伏。尼堪对此全无知觉，于1652年十一月廿三日大摇大摆地进入了李定国预先布置好的伏击圈。

李定国从前中后三个方向同时对清军发动突袭，长途奔波的清军顿时大乱。混战之中，尼堪落马身亡，他的副手和护卫也被击毙。清军损失惨重，逃回长沙。

尼堪是当时清廷三大理政亲王之一，地位仅次于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李定国一战击杀清廷理政亲王，震动天下。加上之前藩王孔有德战败自杀，在短短数月之间，清军两大名王丧命于大西军之手。这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军在反清士民中的声望，是扭转抗清斗争战略局面的极好机会。

尽管清军看起来已经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抗清力量被压缩到贵州、云南以及福建沿海等边缘区域，但清军过度深入南方、战线被拉得太长，战略缺陷也开始出现了。就好像刘文秀与吴三桂争夺四川一样，虽然一开始刘文秀占据了四川绝大部分地区，把吴三桂压缩到保宁府这个最后的据点，但清军主力保存完好，集中力量给予刘文秀部极大的杀伤，一夜之间就可以扭转战略局面，并很快夺取整个四川。战争的胜败并不由占领的地盘大小决定，而是由双方有生力量的对比来决定。大西军如果能够在华南地区大规模地消灭清军主力，收复失地则并不困难。

明军的有生力量早在清军入关之前就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了，主要是在萨尔浒之战中损失约4万人，随后在丢失辽东的过程中又损失了差不多数量的精锐。这样，明军传统的“九边”精兵已经基本丧失。然后，通过开征每年500万两的“辽饷”，重新组建了关宁军和毛文龙的东江军。东江军在袁崇焕杀了毛文龙以后丧失了战斗力，其精锐力量后来跟随孔有德、耿仲明等人投降了清军；关宁军一直消极抗战，在“飞毛腿”祖大寿以及吴三桂等人的带领下先后投降清军。

最后的明军主力，是在镇压农民起义军过程中成长起来的地方军队，包括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等人带出来的军队。孙传庭和洪承畴的兵力在宁锦决战中被清军歼灭，洪承畴投降清军；孙传庭后来又在陕西重新训练了一批新兵，被大顺军消灭；卢象升则在清军入塞的战斗中阵亡。

这样，清军入关之前，真正有战斗力的明军主力实际上已经被全部消灭。所以，李自成从陕西出发，能够在数月之内就快速占领北京，就是因为明朝的军队已经全无战斗力，完全无法作战。后来清军入关击败李自成以后势如破竹，以极快的速度征服了华北地区，也是同样的原因。

真正有战斗力的抗清军队，只有李自成的大顺军、张献忠的大西军和郑芝龙的海军。南明政权那些临时拼凑的杂牌军以及地方上的一些小军阀，看似数量不少，但在清军面前都不堪一击。清军入关后，打的第一场硬仗是在潼关与李自成亲自带领的大顺军决战。双方损失都很大，如果不是阿济格和吴三桂的另一支主力从北边攻入陕西，清军未必能够打胜潼关之战。此战胜利后，清军夺取陕西，然后追杀李自成，基本瓦解了大顺军的实力。

剩下的还有郑芝龙的海军。尽管郑芝龙本人放弃抵抗投降，但这支海军在郑成功的带领下仍然是一支相当有实力的军队，在福建、浙江沿海给予清军很大的杀伤，后来还从荷兰人手里收复了台湾。鲁监国朱以海的部队被清军打垮以后，也到郑成功那里去寻求庇护，让他拥有了号召东南抗清势力的政治资源。不过郑氏集团作为“海商—海盗”集团，一直不愿意为恢复明朝做太多牺牲，总以保住自己的海上利益为宗旨，其抗清战略始终以防御为主，也基本不与其他抗清势力配合协同。郑成功本人甚至一度打算与清廷议和并接受封号。

最后一支敢于向清军主动进攻并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正规军，就是大西军。经过在云南、贵州的根据地建设和休整，全军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人数大概是20万，孙可望控制约10万，李定国、刘文秀各控制约5万，刚一出山就给予了清军主力迎头痛击。

反过来再看清军的主力，其核心是满洲八旗，加上一部分蒙古骑兵，也即正宗的“八旗军”，总共5万人左右。满洲士兵成长于冰天雪地的东北山岭，极耐苦寒，以狩猎为生，身手灵活且善于协作，是天生的战士，打起仗来不顾生死，越是血腥的场面越是兴奋。经过训练以后，战斗力极强。这支军队只能由满洲亲王统率。之前多铎与李自成在潼关决战然后攻克扬州，豪格进入四川击杀张献忠，济尔哈朗南下湖南抓获何腾蛟，以及这次尼堪南下与李定国交战，带领的都是这同一支部队。他们长期驻扎在北京，根据全国局势四处调动，负责解决最棘手的抵抗势力。

清军第二档次的主力是在辽东时期形成的汉军，主要由辽东人组成，包括投降的东江军和关宁军。这支军队主要由清军入关之前就降清的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这三个被封王的汉族叛将统领。这支军队在入关之时的数量也在5万左右，后来经过扩张整合，又加入了吴三桂的关宁降兵5万，总数应该在10万至15万，但精锐还是那5万。从大同出发经延安进攻李自成的清军，主要就是吴三桂的关宁军。在与大西军交战的时候，这支军队主要分为三路：一路在吴三桂统率下从陕西进入四川，击败刘文秀；一路是南下广东的耿继茂、尚可喜部；一路就是孔有德带领下进入广西的人马。三支军队的主力也平均不到5万。

以上就是清军的家底。此外的一些军队，也就是清军入关以后投降的汉军，都属于杂牌军，既没有多少战斗力，忠诚度也不高。这样的部队用来留守地方、镇压小规模的反抗可以，遇到大西军主力则不堪一击。而且一旦战略形势发生逆转，随时可能再次叛变。

大西军和清军对决的胜负手，并不在于占领了多大地盘，关键在于谁能消灭对方主力。李定国能够两蹶名王，取得桂林大捷和衡阳大捷，关键在于清军过度深入中原腹地，既不适应气候，也不掌握人心，其骑兵优势在南部山区又很难发挥，距离北方根据地也很遥远，长途奔袭十分疲惫，已成强弩之末。大西军突然出兵湖南，切断孔有德归路，瓮中捉鳖将其歼灭，然后利用清军轻敌之心，对其核心主力予以痛击，战略局面一下子就变得对大西军极为有利。

此时，孙可望已经自带几万精兵进入了湖南，加上李定国的8万人，大西军在湖南已经对清军形成了绝对优势，只需抓住清军核心主力予以大部歼灭，则进入广东的尚可喜、耿继茂部自然成为瓮中之鳖，无处可逃，被消灭是早晚的事。这样，清军满蒙主力大部被歼，孔有德部被全部歼灭，尚可喜、耿继茂部被全部歼灭，清军就只剩下吴三桂一部完整的主力部队，以及少量满蒙八旗余部。各地反清力量必然受到鼓励风起云涌，新降汉军也会跟着响应，那么收复南方肯定就没有问题了，收复中原也并非不可能。

实际上，在李定国阵斩尼堪之后，就有很多之前被迫进入山区打游击的小股抗清部队受到鼓舞，出山攻打州县并取得了胜利。还有像之前陈邦傅手下的一些将领，也纷纷宣布“反正归明”。许多归隐山林、放弃抵抗的南明高官将领也纷纷重新出山，拜见李定国，共商反攻大计。这代表了南明各方势力终于放下阶级矛盾，开始承认大西军的主导地位，各方力量团结程度有望进一步加强。此外，还有大顺军余部在夔东、郑成功在东南沿海都摩拳擦掌，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反攻。

可以说，看起来是抗清斗争最黑暗的时刻，却出现了战略性优势的曙光。关键就在于清军南征过程中所取得的胜利几乎都是对南明杂牌军的胜利，看起来占领的地盘很大，杀的人很多，其实抗清力量中最精锐的大西军一直在西南地区休整，以逸待劳。尽管这并不是孙可望等人刻意谋划布局的，但在战略上确实起到了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的效果。

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曙光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回光返照。大西军很快也走上了内斗和分裂的道路，痛失好局、功败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