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康熙皇帝 帝制的强化与被忽视的产业降级（5）
博学鸿儒：笼络汉族士大夫
康熙生前没有册立太子，也没有公开指定皇位继承人，也没有亲笔写下书面的遗诏。去世前在康熙身边的一等侍卫、步军统领隆科多，口头转达遗命给皇四子胤禛，宣布让胤禛继位，这显得非常蹊跷。由于隆科多听取遗命的时候没有其他高级官员在旁边作证，胤禛继位的过程就显得十分扑朔迷离。有很多人认为是隆科多伪造了康熙遗命，甚至有传言说是胤禛下毒害死康熙后篡位的。皇十四子胤禵尤其不服。
这就是清朝最著名的一桩政治悬案：雍正继位之谜。
康熙死前是不是真的想要传位给皇四子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除隆科多和胤禛以外，别人已无法确切知道了。
康熙本来很早就立了太子，只是后来又给废了。
早在康熙十四年，康熙皇帝本人才刚21岁就宣布将两岁的儿子爱新觉罗·胤礽册立为太子。当时康熙的大儿子叫胤禔，是普通妃子所生，算庶长子；胤礽是老二，但是皇后所生，是嫡长子。
这个看起来很平常的决定其实并不寻常。因为满洲没有立太子的传统，更谈不上按照汉人的嫡法来立太子。
清王朝的创始人努尔哈赤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有10多个儿子和侄儿，其中有4个被封为和硕贝勒，地位最为崇高，分别是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和四贝勒皇太极。努尔哈赤死后，大贝勒代善不愿意继位，而力推四贝勒皇太极。经过四位议政大臣和八旗的八位旗主开会讨论，最终确定由皇太极继位。
皇太极后来称帝，把和硕贝勒都改封为亲王。议政大臣和亲王们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帝国最高决策机构。这里边实际上有两拨人：议政大臣是皇帝提拔的亲信，更忠于皇帝本人；亲王们则是皇室贵族，并兼任旗主。
努尔哈赤建立的八旗制度，是一种军政合一的管理体制，旗主既是军事统帅又是民政长官。一个旗就是一个独立王国，旗人及其家庭完全听命于旗主，打仗的时候服从旗主指挥，平时向旗主交税并服从管理。旗主是一种介于部落酋长和分封制下的国王之间的职位，虽然听命于大汗或皇帝，但独立性很强。
八旗之中，皇太极真正能够直接管理的只有正黄旗和镶黄旗，其他六旗掌握在宗室贵族们手中。很多军国大事，皇太极必须和亲王、旗主们商议才能决定，并不能独断专行。皇太极逐步加强议政大臣的实力，打压宗室权力，让正黄旗和镶黄旗的军事力量显著高于其他六旗，从而推动满洲政体从部落军事贵族制度向帝国体制转型。
皇太极生前也没有指定继承人。他死后，宗室贵族与议政大臣们在皇位继承权上发生了矛盾。以索尼、鳌拜为代表的议政大臣坚决要求立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为帝，宗室贵族们则希望让皇太极的弟弟、正白旗旗主多尔衮继位。
宗室贵族的实力更为强大，但大臣们的能量也不容小视，没有一方能取得绝对优势。双方剑拔弩张，随时可能爆发内战。为避免出现流血内讧，多尔衮选择了一个折中方案：自己不继位，也不让豪格继位，而是让皇太极第9个儿子、年仅5岁的福临继位，自己担任摄政王。这样既满足了大臣们让皇太极后人继位的要求，又可以将实权把握在以他为代表的宗室贵族手中。
这是个非常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它确保了满洲高层内部团结，为清廷夺取天下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福临继位不到一年，就传来了李自成大军攻破北京的消息，清军遂在多尔衮的统一号令下入关，参与中原争霸。
随着清军连战连捷，统一中国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多尔衮的威望和权势也跟着迅速提高。他先让皇帝管自己叫“皇叔父摄政王”，然后又改成“皇父摄政王”，以至于有人根据“皇父”这个称呼认为多尔衮跟福临的母亲孝庄太后有私情。顺治五年，多尔衮发动政治冤狱，以阴谋篡位的罪名将豪格幽禁而死，索尼和鳌拜都被判处死刑，然后免死降职降爵。
如果清军最终统一中国，多尔衮完全可以凭借巨大的功勋勒令福临让位，自己当皇帝。事实上，从很多迹象来看，他也在为此积极准备：使用的仪仗全都跟皇帝一样，其命令未经皇帝签字盖章就可以直接称圣旨，自己已去世的生母还要追封为皇后。
顺治七年，多尔衮到塞外狩猎游乐，意外从马背上掉下来摔死。这样，潜在的政治危机结束，顺治皇帝开始掌握实权并清算多尔衮，公布他的十四条罪状，然后掘墓鞭尸，褫夺一切尊号。
顺治皇帝在23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这是满洲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遇到的一种可怕而常见的传染病，死亡率非常高。皇帝本人也未能幸免于难，从发病到死亡只有5天时间。临死前，顺治指定由7岁的皇三子玄烨继位。
玄烨就是康熙皇帝，他被选中的主要原因是曾经感染过天花。当时的人们虽然不懂免疫理论，但根据经验知道，只要一个人得过天花而没有死就会终生对天花病毒免疫。顺治的这个决定是为了保证皇位的稳定，也被大臣和宗室贵族们接受。
一直到康熙继位，清朝都没有册立过太子。胤礽是清朝第一个太子。
康熙打破惯例，21岁就立了太子，而且还是将嫡长子立为太子，主要目的是拉拢汉族士绅，做出一个正儿八经当中国人皇帝的样子。
康熙十四年是三藩之乱的第三年，清军和吴三桂在湖南对峙，双方胜负尚未可知，很多势力都在骑墙观望。清廷急需跟接受清政权统治的汉族士绅搞好关系，稳住他们不要跟随吴三桂造反。特别是满洲八旗，战斗力下降的情况非常突出，明清换代时期一起打天下的汉族将领大多老病不堪，还有很多跟着吴三桂叛乱了，康熙不得不提拔任用一大批年轻的汉族将领。要确保他们的忠诚度，康熙就必须做出一副自己是不分满汉的“天下共主”的姿态来，让汉人官员知道自己不仅是满洲人的大汗，还是全中国的皇帝。
康熙在这方面下的功夫很足。立太子，而且按照汉人的嫡法立嫡长子。清史专家姚念慈在《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一书中认为：“正是在三藩之乱期间，清廷标榜汉化、满汉一体的文饰似乎才进入高潮。”立太子后两年，康熙又设立南书房，延请汉族名儒给他讲解经史子集，担当政治顾问。年底，又颁下自己亲自撰写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展示他在学习儒学方面的心得体会。
《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是一篇纲领性的政治文件，康熙借此向全天下宣布：清朝将遵从理学道统，并将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归结为道统。开篇第一句就是：“天生圣贤作君作师，万世道统之所传，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
然后，康熙按照理学思想回顾了孔孟之道与君王治理天下的关系，说明“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而自己的政治责任就是“进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忠于理学理想的圣君形象。
康熙十七年，三藩之乱的第六年，吴三桂刚刚在湖南称帝，康熙就立马搞了一个“博学鸿儒科”，网罗和拉拢汉族士绅中的文化名人。
“博学鸿儒科”这个名头是康熙自己想出来的。有两个典故，一个是唐明皇李隆基搞过“博学宏词科”，皇帝从已经考取进士的人里边，再亲自挑选一批更高级的人才；第二个典故就是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把这两个典故合起来，把“宏词”改为“鸿儒”，既表示效法唐朝，又比唐朝还要尊重士人。光是“鸿儒”这个词就足以令儒生们感到光宗耀祖，更何况是皇帝钦点。康熙可以说是把汉人知识分子的心理研究透了。
皇帝下令各地官员推荐人才，不管有没有取得过功名，只要才学足够高，都可以推荐来参加“博学鸿儒科”的考试。黄宗羲、顾炎武、李颙、傅山等拒绝跟清廷合作的大儒名士自然全都被列入了推荐名单。黄宗羲、顾炎武直接以自杀相威胁拒绝参加，并拒见清廷的任何官员。李颙也不愿意来，康熙亲自去陕西拜见他，被拒之门外。康熙也不生气，亲笔写了一块匾额“志操高洁”送给他。傅山的经历更有趣，地方官直接把他强行装进轿子里抬到北京参加考试。他就一直躲在轿子里不出来，有王公大臣去探望，他就装疯卖傻。康熙知道后，说既然进了北京，就算参加了考试，把傅山封为“内阁中书”，然后让人把他再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