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康熙皇帝 帝制的强化与被忽视的产业降级（12）
第一是“火耗”等陋规加重。所谓“火耗”，就是一种附加费，借口碎银子收上来以后要重新融化、铸成大银锭，中间会有些损耗，所以原本交十两银子的税，要多收一定比例用来弥补损失。真实的火耗微乎其微，所谓的“火耗”基本都成了地方官员的“小金库”，一部分落入私囊，一部分用来给上级送礼。刚开始火耗比例只有1左右，随着官员们的胃口越来越大，火耗比例就持续上升。康熙后期，火耗最高的是河南地区，达到了惊人的80。这还是可以公开说的，真实执行的比例更高，有“一两有派至三两、四两、五六两以至十两”，加派比正税能多出好几倍甚至十几倍。更搞笑的是，征收火耗比征收正税钱粮还严厉。正税可以拖欠，因为是国家的；火耗不能拖欠，因为征上来都是官员自己的。
第二是各地财政亏空严重。火耗收了很多，人民负担很重，国家的钱粮却总是被拖欠，或者被官员们以救灾等名义贪污挪用，因此账面上应该有的钱粮和实际有的钱粮就出现了巨大差距。财政危机也是一个王朝开始走下坡路的普遍表现，一般会引发剧烈的财税体制改革。唐朝的两税制、北宋的王安石变法、明朝的刘瑾变法和张居正变法，都是在财政亏空压力下出现的。清查亏空成了康熙晚年最重要的内政活动，但大部分都不了了之。在他去世前的最后一年，康熙只能感叹道：“近见天下钱粮，各省皆有亏空。”亏空普遍在几十万两的水平，最高的陕西则超过了百万两。省下面还有州县，大部分也亏空。此外还有税关亏空、盐课亏空等，其中两广盐课亏空达到了180万两。
第三就是士绅利用特权转嫁税负问题突出。朝廷征服江南以后，对江南士绅征税是比较严厉的，比明末厉害多了。但三藩之乱爆发后，康熙开始以“宽仁”缓和满汉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政策就开始放松了。官员们在老家的亲属可以列入“宦户”“儒户”，享有一定的优免钱粮和劳役的特权，但从法律上讲一般只限于直系亲属。实际执行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断扩大这种特权，把少交搞成不交，把旁系亲属统统纳入优免范围等等。这样，地方钱粮和劳役的负担就全部转嫁到了无权无势的平民头上。
以上这些问题，在汉朝、唐朝、明朝中后期全部出现过，都是一个王朝官僚体系腐化带来的必然现象。总的结果就是：政府没钱、人民穷困、官僚贪腐、权贵钱多但不交税。
康熙中期，随着三藩之乱被镇压，“反清复明”的大本营台湾被收复，抗清斗争在高压下逐渐转入地下。此外，康熙也废除了一些带有强烈压迫性质的野蛮法令，主要是停止圈地和追捕逃人。这样，民间的反清起义就比较少了，国家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明末留下来的荒地多得很，吃饭需求不难满足。
到康熙晚年，在官僚体系的压迫下，因为阶级问题导致的底层暴动开始不断出现。康熙五十年，福建人陈五显领导起义。次年，浙江沿海“海盗”不断杀死清军。康熙五十六年，河南兰宜县、阌乡县发生起义，湖广地区也有官员报告，有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在准备初期被发觉。康熙五十九年，山东盐贩和农民联合起义。同年，朱一贵在台湾发动农民起义，杀死总兵，并称帝，有众数万。汪景祺在《西征随笔》的“西安吏治”一条中记录，康熙年间，陕西“万泉令瞿某……私派扰民，聚数千人围城，斩关而入，焚其公堂”。这些起义都被很快扑灭，规模也不算大，距离帝国末期那种遍地造反的局面还差得很远，属于大一统王朝的问题苗头。
对当时内政的积弊，康熙大体是知道的。但他老了，在政治决策上越来越趋于保守，精力也越来越差。“安静”“宽仁”下的“不生事”，成为其晚年的基本执政方针，任何大规模的内政改革都被搁置不议。腐败、亏空、造反等奏章他都看到了，也批复了，但只追求把事情从表面上快速解决，眼不见心不烦就行，不想去探究背后的深层次矛盾来给自己找事儿。对高级官员的腐败行为，康熙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实在闹大了，一般的处理手段都是罚俸或者降级，最多也就革职了事，并不会有更严厉的处罚。
康熙五十年三月，他就说：“治天下之道，以宽为本……兴一利，即生一弊。古人云多事不如少事，职此意也。”到了康熙五十六年，他又说：“为君之道，要在安静。”体现出比较典型的老年人心态。
但康熙毕竟在青少年时期就经历过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的艰难时光，对政治军事斗争的残酷性心知肚明，知道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之言。康熙五十七年的时候他颁下了一道圣旨，自述平生，算是一个正式的政治遗嘱。他说：“儒家学者总把尧舜禹汤当成‘无为而治’的圣君，但舜和禹都死在出征或巡视的路上，可见他们其实也很操劳，那种认为帝王应该‘崇尚无为、清静自持’的说法根本就是站不住脚的。还有人认为，帝王应该总览大纲，不必管得太细。但朕并不同意这种观点。‘一事不谨，即贻四海之忧；一时不谨，即贻千百世之患。’”
晚年的康熙，一方面理性地认识到国家问题繁多，帝王有责任下大力气去解决；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想从“清静无为”的论调中给自己的精力倦怠找借口。
最终，他把“清静无为”留给了自己，把整顿和改革的责任交给了44岁的儿子胤禛。
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胤禛在其父死后受遗命登基称帝，他选择了自己雍亲王的封号，以及名字中“禛”的谐音，定年号为“雍正”。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
雍正继位，首先好好感谢一下隆科多，不仅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吏部尚书，还用圣旨的方式封他为“舅舅”。此后，雍正各种正式文件里边提到隆科多，都是“舅舅隆科多”。这是在模仿康熙管佟国维叫“舅舅”的先例——康熙是佟国维的姐姐佟皇后所生，他的皇后又是佟国维的女儿，所以佟国维既是康熙的舅舅又是康熙的岳父。雍正以此来提醒大家：自己跟康熙一样，是佟皇后抚育的嫡子，继位合法性不容置疑。
胤禵返回北京后，拒绝向新皇帝下跪，雍正也就以此为借口处理了他，让他到遵化去给康熙守陵。西北地区的兵权被移交给了年羹尧。
根据康熙生前的决策，雍正和策妄阿拉布坦达成了和议，大规模的西北战事结束。但曾随清军入藏的青海和硕特部右翼首领罗卜藏丹津不满朝廷的战后封赏，认为给左翼部落领袖的封赏太重，明显是在打压他在和硕特部的地位，就趁着西北地区撤军的空当在青海叛乱。雍正把胤禵的“抚远大将军”头衔加到年羹尧头上，命他和参赞大臣岳钟琪一起带兵平叛。年羹尧和岳钟琪很好地完成了任务，只用7个月就彻底镇压了这场波及整个青海的叛乱。
这一仗如同一场及时雨，证明了胤禵在西北的军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新皇帝只需派一个总督出马照样解决问题。雍正在批示报捷的奏章中把年羹尧夸上了天：“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内有禁军首领隆科多，外有“抚远大将军”年羹尧，雍正把核心兵权掌握好，皇帝的位置算是坐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