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千面乾隆 帝制盛极而衰的宿命（7）

显然这正是乾隆皇帝想要通过王锡侯案达到的效果。

在这种恐惧的支配下，地方上大大小小的官员们终于被驱动了起来。他们放下手头一切工作，疯狂查抄民间一切文字，日夜不停地亲自阅读这些书籍的每一个细节，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给自己带来灾难的文字问题。

从王锡侯《字贯》案开始，文字狱大案的数量开始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二年到四十二年之间每年只有一两件皇帝亲自批示的大案，乾隆四十三年陡然增加到了7件，四十四年10件，四十五年7件，四十六年5件，四十七年4件，四十八年4件，四十九年1件，此后每年就不到一件了。文字狱的最高潮，就是从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八年这6年。

数不清的图书被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位于紫禁城武英殿前的字纸炉不分昼夜地燃烧。在军机要员的监督下，这些图书全部化为灰烬，与其一同消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诸多记忆。

与此同时，在欧洲，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思想启蒙书籍正在大力印刷销售。瓦特建立了自己的公司，将他的改良型蒸汽机批量化生产销往全国各地。法国人齐弗瑞则正在试图将改良型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世界上第一艘蒸汽驱动的轮船已经开始在里昂的颂恩河上实验。工业革命加海上霸权的时代正在开启。整个欧洲社会，都在为此而疯狂。

对这些事情，中国的精英们一无所知。他们在忙于创新查抄禁书的方法。各地设立了“书局”，但并不是为了传播书籍，而是专门负责查禁书籍。教职人员的主要责任不再是教书，而是毁书。浙江巡抚下令政府所有教职人员返回老家，深入亲戚朋友家中，宣传交出违禁图书的必要性，并且把缴书的成绩作为将来升官的依据。受此启发，各地官员也纷纷让下属深入穷乡僻壤、山村农户，挨家挨户搜查藏书。整个大清王朝几乎被翻了个底朝天。

民间也跟着陷入了恐慌。家家户户都深知，藏有可能带有违禁文字的书籍随时会给自己带来杀身灭族之祸。不用等到官吏前来查抄，很多人就自己在家里先找一遍，把能找到的书籍不加区分一律烧毁，以免给自己带来灾难。这样一来，毁掉的就不仅是违禁思想，而是思想文化本身。整个民族的文化因此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这种非理性的恐慌正是乾隆所期望的。

乾隆四十三年，乾隆看到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一句，认为“去清都”就是想要消灭清朝之意，“明朝”就是“明朝”，整句诗连起来就是希望明朝复兴、清朝灭亡之意，大逆不道。徐述夔及其儿子已死，被判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参与其诗集出版校对的五人被判处斩立决，后改为斩监候。徐述夔的两个曾孙和三个孙媳妇，给功臣之家为奴。为其诗集作序的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江西布政使陶易也读过这句诗，但认为没有问题，想要放过徐述夔一家，被认为跟海成一样是玩忽职守，丧尽天良，因此革职下狱，判处斩立决，皇帝“加恩”改为斩监候。

戴昆是康雍时人，早已身故，地方官查办禁书时，发现他的书中有“长明宁易得”“短发支长恨”这样的句子，上报之后，被刨坟戮尸。他的孙子戴世道六十多岁了，因刊刻了这本书，“奉旨斩决”。湖北黄梅人石卓槐书中有“大道日以没，谁与相维持”“厮养功名何足异，衣冠都作金银气”之句，不过发了点牢骚，被凌迟处死，亲属缘坐。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告发卓长龄著有《忆鸣集》，“忆鸣”二字，实寓“追忆前明”之意，结果卓长龄之孙卓天柱因私藏禁书，“从宽”改斩监候，秋后处决。

乾隆皇帝智商极高、心思细密，精通中国文化与历史，对中文诗词的理解绝无困难。早年的时候，他还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过“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在向全天下征集图书的时候，还假意宣称文字错误完全可以理解和宽容，甚至特别宽赦了屈大均一家。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他却随便根据几个字就捕风捉影地胡乱杀人。像“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明明就是在拍统治者马屁的文字——“明天期待着像大鹏展翅一样，飞往大清王朝的首都”，竟然被他曲解为反清复明。这显然完全是精心设计的通盘谋划，是纯粹理性的决定。

根据历史学家的估计，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官方共销毁了大约15万册图书。而民间因为恐慌而自行销毁的图书数量则完全不可估计。但这些都只是明面上的损失，真正的损失是潜在的。那些被“文字狱”的恐惧所中断的新思想文化创造，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损失。

此外，在被销毁的书单中，还有明代大量的军事书籍。因为这类书籍里边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作战的记载实在是太多了，很容易就可以找到文字犯忌讳的地方。满洲人以骑射征服中国，自然也看不上这些科技，同时也需要警惕汉人利用这些兵法和科技。清朝的时候，民间练武都只许练拳脚不准练兵器，各种兵书自然也需要加以禁绝。兵法之类的东西烧了也就烧了，问题是军事书籍中间还有许多军事科技的记载，也随之消失。

军事科技不仅是用来打仗，它也是一个国家科技知识的重要载体，人类历史上诸多重要的技术进步都来自军事领域。军事科技的失传，对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而言同样也是巨大的损失。

这是继明清换代的残酷战争之后，中华文明遭遇的第二次毁灭。它是战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伸，以军事暴力为后盾向思想文化开刀，其根本目标则是消灭因为战争所带来的政权合法性疑问。

消灭记忆的工作做得很细，连地方志书也进行了严格的审查和重新编辑。雍正和乾隆都亲自审查过新编的地方志，确保关于入关屠杀等各种对清朝不利的记录都被删除得干干净净，参加过抗清斗争或者卷入过“文字狱”的文人言行也不准出现在地方志中。明朝编写的大批地方志于是失传。

由于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些文献，也就不知道我们今天对明朝的认识有哪些缺失。就好像一个失去某些记忆的人，他当然不会知道自己到底忘记了什么。